|
叶企孙：鲜为人知的苦难历史
洪 蔚 方在庆
在长久的沉寂之后，叶企孙的名字，又重重新被人提起。说他是中国科技基石，一点也不为过，他是杨振宁、李政道等国际知名学者的老师；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半数以上是他的学生；他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并培养出50多位院士；早在读博士时，他就以论文《普朗克（Planck）常数的测定》把握了科技界的新潮流，而名声大噪。然而，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却在1952年离开清华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1967－1977年间，忽然销声匿迹，仿佛科教界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人。
熊大缜冤案
叶企孙1898年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上海教育学会会长，对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洋文化都有研究，叶企孙受其父影响，学贯中西。1926年叶企孙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 1952年，随清华大学物理系并入北京大学后，便在接踵而至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销声匿迹了。
说起“熊大缜冤案”还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学生，虞昊根据钱伟长、葛庭燧等叶企孙学生的回忆。首先编成《一代师表叶企孙》一书。后又据叶企孙本人在“文革”中的受审材料，弄清了事件的始末：
抗战初期，吕正操率部北上抗日。辅仁大学化学系教师共产党员张珍为吕正操部寻找抗日知识分子，从事军队的技术后勤工作。他找到熊大缜，熊与叶师商议后，未听从他的劝阻，奔赴吕正操部，利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炸药、无线电等军用器材，很受吕正操赏识。后又有一批知识分子赴冀中区，为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当时党内由于革命斗争的异常复杂，易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对知识分子产生怀疑，组织了所谓的“锄奸队”。熊大缜被“锄奸队”当作特务关押。当时吕正操也受到怀疑，自身难保，无力营救。后部队转移，携带“特务”不便，于是未经审理，将熊处死，并定案为特务。
熊大缜参加抗战后不久，清华大学教师南下转移至长沙，叶企孙从北平来到天津，在天津的法租界组织清华同学会，安排清华教师南下事宜。叶企孙在天津期间多次与熊接触，并用清华大学经费和自己的积蓄协助部队的技术后勤工作。叶企孙来到西南联大后才知道熊大缜被捕，但并不知详情，更不知熊已经牺牲，便多方打听熊的下落，还来到重庆，想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营救熊大缜。解放后，叶企孙继续多方呼吁，要求为熊平反。这些所为，为叶企孙在文革中蒙冤，埋下了伏笔。
蒙冤20年
文革初期，一开始是吕正操受到审查，因为熊大缜一直受到吕正操的赏识提拔，熊大缜特务案，又被重新提出并进一步调查。因为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学生，从军后和叶企孙颇多联络，受到叶企孙的协助，便被诬为特务头子，说熊大缜是受他的派遣。熊大缜通过叶企孙得到的援助，也被说成是来自国民党反动派。
1967年6月起，叶企孙便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并被送往“黑帮劳改队”，叶企孙突然受到刺激，曾一度精神错乱。
1968年，叶企孙正式被逮捕关押，在押期间，叶企孙受过8次连续提审，写过多次“笔供”，受到了尊严和人格上的侮辱。关押一年多以后，叶企孙被放回北大，在“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 的原则下，叶企孙继续背着特务的帽子，受到打击和监视。
当时叶师住进北大的一间斗室里，腰已经弯到了90度，处境非常悲惨。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背着特务的帽子，含冤去世。
1986年，清华学生写信给吕正操要求为叶企孙平反。
1987年平反文件公布。
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铜像落成仪式。
2001年，叶企孙的传记《中国科技的基石》问世，至此这位中国当代科技的奠基人，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荣光。李政道在回忆他的这位老师时说：“叶先生对我的教导，是一辈子忘不了的。”
严格而又慈爱的老师
《中国科技的基石》作者之一虞昊，也是叶企孙的学生，在亲身体验与多年的调查中，他还原了一个完整的作为良师的叶企孙。虞昊说，他认为，没有叶企孙就没有今天的李政道。李政道入学不久，叶企孙即发现他的理论基础高过同辈，自学能力超常，便要他不必听他讲授的理论课了，但实验课一定要认真学。虞昊保管的资料里，有一张李政道当年理论课的试卷，卷面只扣了两分，总分却只有83分。
虞昊说，当年李政造的实验成绩不好，叶企孙把他的两门功课加起来算分，提醒他，理论要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
虞是回忆说，叶企孙不善言辞，给人一种很严厉的印象，而接触过他的学生都对他非常敬爱。虞昊记得他刚入学不久，全班30多位学生就被叶师请到自己的宿舍小聚，在聚会上叶师逐个和学生谈话，了解学业和家庭状况。有个高个子同学家境不好，衣服都破了，叶师对他说：“以后有困难就来找我。”后来，“找叶先生去。”成了学生们遇到困难时常说的话。
有一年暑假，王淦昌经济困难没钱回家，叶师知道后，找到他说：“我给你钱，回家去吧。”叶企孙终身未婚。虞昊与叶老的侄子叶铭汉根据一些情形猜测，叶老曾一度倾心于他的寡嫂，大概是迫于礼教，这段痴情没有结果，叶老便终身不娶，献身于科学理想。
清华哲人
本书的另一个作者黄延复，多年从事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入校时，虽然叶先生正在以“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主持校政，但严格说，他并未亲聆叶先生的教诲，然而他说叶老一直是他所景仰的人。一直从事校史研究的黄延复，从学校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先辈们研究后，把知识分子分为五个层次：圣。哲、贤、儒、士。他认为一般知识分子，包括杨振宁、李政道等人只能算做士，普通读书人而已，而在他看来，叶老则是一位在清华历史上少数称得上“哲人”的人物之一。许多人为叶老的含冤叫屈，黄延复说，没有那段苦难的岁月，我们无法了解叶老的人格境界，也就看不到他修养的完善。黄延复说，从叶老受审的交代材料中，也能看出叶老的哲人品格。叶老在一篇交代材料上这样写：“熊大缜到了今天，我对他影响很大，我只教了他科学，没有对他进行人格教育，我没有尽到教育责任。”
叶老从监狱放出后，住在斗室中，从无一句怨言。朋友来看他，想听他诉说遭遇，他从书架上取出《宋书·范晔传》读了一段范晔在逆境中的自述，以表白自己的心境：“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吾平生行己任怀，应犹可寻。至于不能，意中所解，汝等或不细知。”在这种自述中，叶企孙的人格、品质和哲人风范，达到了一种圆满的境界。
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最可贵的是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据虞昊介绍，这些资料来源主要有三。
90年代初，虞昊在为建立叶企孙奖学金筹集资金的过程中，结识了许多叶老早年的学生、朋友，像钱伟长、王淦昌、钱临照、顾毓绣等约50人，并邀请他们写下了纪念和回忆叶老的文章，以《一代师表叶企孙》为题结集出版。他们对叶老的回忆是了解叶老的一个途径。同时，虞昊还结识了叶老的侄子叶铭汉，由于叶老无儿无女，叶老的日记等遗物，均由叶铭汉保管（其中包括李政道的试卷），叶铭汉慷慨地将它们提供给虞昊。
最珍贵的是，北大为虞昊提供的叶企孙在北大受审的交代材料。这三方资料组合成了叶老的一生。
出于对叶老的敬爱，黄延复曾在《航空报》上发表《万古云霄一羽毛》一文，纪念叶企孙。复旦大学出版社见文后，向黄延复约写叶企孙传记，黄延复由于自身不懂物理学，便找到虞昊合作，两人的长处加在一起，便有了这本《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在采访中，叶铭汉谈起阅后的感想说：“这本书写得挺好，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知识分子的贡献，为知识分子讲话。”叶铭汉是高能物理所的研究员，现已退休。
美籍华裔学者、叶企孙的好友、曾与叶合作创建清华大学工学院的顾毓绣，对本书则有更高的评价，他说；“此书可以传世。”
原载于“科学时报”2001年3月23日读书周刊B1版
科学家的品格、良心与人格
《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读后
作者：方在庆
由于人生命运的偶然安排，我有机会较为系统地了解了清华从大学部成立到1952年院系调整这一阶段的历史。我发现，历史常常被暂时忘记，但她最终又是不能被忘记的。历史虽然无情，但却最有情。
叶企孙，一个真正给近代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奠基的人，恰恰也经受到了历史的“无情和有情”。叶企孙具有一切大师级人物所应有的品格：渊博的学问、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越迈的胸襟、奇特的志节和不可或缺的儒雅文风。他既有远大的理想，又有务实的精神，深爱自己多难的国家和民族，可以说把毕生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出于种种原因，叶先生的事迹还没有达到广为人知的地步，但我相信，离这一天的到来不远了。任何一个像我一样先前不了解叶先生生平事迹的人，一旦明白真相后，就会毫无保留地被他的磁石般的高尚人格所吸引；。虞昊和黄延复合著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一书有助于恢复或还原叶先生的本来形象。
贤哲人物 规划科教发展
人们常常把叶企孙看成主要是一物理学家，但在我看来，他最主要的贡献应该是对中国科学与教育事业的设计上。本书作者之一黄延复先生认为：“在我国近现代科学、教育事业创建和发展的历史上，叶企孙不止是一位先驱性人物，而且还是一位贤哲式人物。他的学识之广和造诣之深，在同时期同类型人物中确属鲜有可比者”
在他身陷囹圄，被逼“交代”他为什么会被选中去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他相当坦然，且不无自豪地回答说：
“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
事实上，早在清华学堂读书时，他就建立了科学救国的理想。人们可以通过他当时亲自拟订的《清华科学会章程》，窥视叶先生的踏实作风和深邃眼光。有关“研究项目”和“社员守则”是这样规定的：
研究种类：（一）算学，（二）物理，（三）化学，（四）生理，（五）生物，（六）地文，（七）应用工业，（八）科学史。
会员守则：（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叶先生一生都遵从这些守则，甚至当叶先生晚年遭受无端迫害后，身心极端疲惫时，也没有放弃这些守则。
与当年那些对中国科学本身不抱多少希望的怀疑论派学者恰恰相反，叶先生对科学在中国本土的发展前景充满了希望。1929年，他发表了《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对当时的流行观点进行了驳斥：
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如果中华民族其间没有遭受战乱、内争和政治运动的干扰，叶先生的预言当能实现。
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有一大批献身学术的大师和管理者。他们大多在国外名校获得过学位，见多识广，志向远大，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人材。这段时间可谓清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我国如果真想在21世纪屹立在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则不可不重新认识并大力总结叶企孙及其弟子们所开创并执著走过的成功之路。中国的科技和教育要赶超世界一流，眼光不光要向前看，也需要“向后看”——汲取前人的教训和经验。今年恰逢清华诞生90周年，回顾由叶企孙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同仁们所共同创造的科技救国之路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我们在大谈特谈如何办一流大学的时候，殊不知，叶先生已经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通过他的言传身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君子立身 泽及物理学人
我们现有的教育特别强调专业知识的传授，而没有把培养学生的入格作为最主要的目标。我们常常感叹目前的环境下培养不出“大师”级的学者，这与我们的教育目标的设定有很大的关系。从叶先生在清华学堂学习时所做笔记来追溯叶先生的成长过程，似乎不难找到问题的答案。
叶先生从一开始就是用“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在他的笔记本上，有着许多诸如“惜光阴、习勤劳、节嗜欲、慎交游、戒饮酒”的格言，对于他认同的格言，叶先生就在旁边画圈。他真正做到修身进德、求知益智——广读、深思、博察，靠内在的修养而非外在的权威让人折服。比如，他在悼念早逝的好友时，也不忘对自己以前与好友“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进行反省：“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这是一个立有奇志、并且身体力行的17岁的少年。
尽管叶先生在主政清华理学院时期，学者之间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但在叶先生的主导下，还是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担任清华物理系主任不久，就为清华广罗人材，先后请来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等先生。从此之后，“我国物理学界的栋梁多出于清华”。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后来，又把系主任和理学院的位子让给吴有训。这种真正的虚怀若谷，试想，今日还能有几人？这与某些只知博取虚名、做秀给外人看的学界小丑有天壤之别。他推荐当时只有大学二年级的李政道去美留学，批准聘请毫无学历的华罗庚为助教，提拔工人阎裕昌为实验员等等举措，与目前普遍的武大郎开店相比，现在看来，恍若隔世。
叶先生曾长期主持庚款，选拔人才留洋。他握有相当大的权力，但他毫无私心，总是秉公办事，总是考虑国家当时还需要些什么人材。他的这种远见得到了回报：后来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中逾半数为其学生。仅此一点，叶先生的彪炳功勋就将永存于世。
力倡“三通” 融会中西人格
叶先生为什么会有如此高贵的人格？
我认为，叶先生身上体现了清华学堂早期所极力倡导的“三通”——中西贯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的力量。现在我们还在倡导“三通”，但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而忽略了贯彻其中的精神。
目前，在教育界流行一种做法，就是要给理工科学生增加人文知识。以为增加了人文知识，就可以做个完整的人了。这个观点有待商榷。问题的关键在于，学校培养的应是能独立思考的人，而不仅仅只是听话出活的工具。我们看到多少学富五十的人，在权贵面前折腰，进退句失据，身不由己！又有各少并没有多少知识的义人如实验帅阎裕昌义无反顾，舍身取义。
“三通”只是于段，清华学堂早期所倡导的教育理念——“全人格”的培养才是目的。叶先生是十分罕见的“全人格”的真正的实现者。
如何通过“三通”等技术手段，来实现“全人格”，这恐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从从叶先生身上可以看出，旧式读书人所受的传统儒家学说，对于“全人格”的实现起到了很关健的作用。另外，坚持真理的科学精冲，以足下可或缺的。
具有了以上这几点，就不难看出，既使遭受不白之冤，他也能泰然处之。在他本人看来，个人的沉浮得失，原本无关紧要。他甚至宽恕了在他困难时没有帮他，反而落井下石的学生。
把叶先生的所做所为，与我们自身的举止两相对照，就可以凸现叶先生的高贵品格。我们有多少人能逃脱虚荣、虚伪、虚假、虚名的诱惑；在名利面前，有多少人能舍身取义，有多少人能雪重送炭而不是锦卜添花，有多少人能伸张正义，而不是落井下石？又有多少人不是邀功请赏，摇尾乞怜？当悲剧发生时，有多少人是在幸灾乐祸，或者多敬而远之。
当然，我们不可能从一种普适性的道德观的角度来要求每一个人，但我们至少有理由对那些目前十分罕见的高贵者的的行为举止表示我们的敬意。
先生之德，春风化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具有如此高尚人格的叶先生，在芸芸众生中显得十分稀贵，让人更为敬佩。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有一张照片让我思考良久。
叶企孙与国学大试陈寅恪坐在工字厅聊天时所摄。一般人似乎很难把他们两个联在一起。陈寅恪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在已是路人皆知。殊不知，叶企孙先生的一生也贯穿着这种精神，叶先生同时又受到西方科学精神的熏陶。他是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于一身的哲人。
受家庭影响，叶先生酷爱历史，晚年所阅，皆线装书。他对古籍的掌握，决非一般理科学者的浅尝辄止的程度。不然，他不可能与国学大师陈寅恪成为好朋友。要知道，叶先生不善言辞，也不喜交游。
他曾说过，如果他不从事物理研究的话，就去研究历史。
叶先生的晚年是在一种十分压抑的心情下度过的。他患前列腺肥大，严重的尿失禁，双腿浮肿。身体状态可谓糟糕到了级点。但先生却从不提及自己所受之冤屈，而是与来客谈论科学史研究，指出李约瑟的研究中存在的错误。尽管如此，我们完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是悲观的。诚如叶先生的好友陈寅恪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瑕不掩玉 领略一世声名
《中国科技的基石—一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尤其是其中丰富的史料，特别是“八次提审”笔录，折射了多少人间的无奈和辛酸，让人们充分了解叶先生的高尚人格，我相信，任何读者都会被感动的。书中系列地描述叶企孙的科学成就、教育思想和感人事迹，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传记。
本书也有一些缺陷。由于是两位作者合写，不免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内容和结构的重叠和混乱。但两位作者饱含热情在书中所披露的感人事迹，让人们对全书的结构上的混乱并不在意。如果作者在饱含热情时，又能禀持冷峻的理性，把与叶企孙和他的弟子们无关的内容去掉，对有关的内容，比如，叶先生与陈寅恪先生的关系更进一步展开，则本书的学术价值当会更高．
公正地悦，瑕不掩玉，本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叶先生的传记。相信它对于广大读者认识叶先生将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任何人都不要忘记：名声是不朽的，而荣誉则是短暂的，叶先生一世从未刻意去追求荣誉，但他依靠自己的非凡成就，其名声将永留人间，那些依靠外力暴得大名的人，将会被历史迅速地遗忘。
原载于“科学时报”2001年3月30日读书周刊B3版
|
本类其他相关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