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口史
虞云国

       一部中国史离不开人口史，对此是无庸饶舌的。若要讨论人口因素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就必须借助于人口史研究的坚实成果。中国是一个泱泱的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对于世界人口研究与世界人口史研究，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直到1988年以后，历史学界才有通代性的《中国人口史》问世。但数十万字一卷本的《中国人口史》，与中国人口史的绵长、复杂与丰富相比，显得很不匹配。2002年，由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全部出齐，这才彻底扭转了中国人口史研究“有气无力”的局面。这部皇皇6大卷400万字的人口史巨著，是中国人口史研究无愧于泱泱人口大国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史学界近年来最令人注目的成果之一。
      
       　　这一成果的取得，是以葛剑雄为首的人口史专家长期拓荒耕耘的结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以《西汉人口地理》的出色研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历史学博士。其后，他先后出版了多种中国人口史专著，形成了对人口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与理论框架。尤以1997年主编的6卷本《中国移民史》，深得学术界的好评，成为《中国人口史》的前期成果。这部《中国人口史》，倘若从主编的博士论文算起，已经磨砺了两个10年。
      
       　　强调理论探索，重视研究方法，是这部《中国人口史》的特色之一。
      
       　　主编在第1卷里以20余万字的《导论》，对中国人口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总体看法，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导论》视野开阔，议论风发，在理论上既富有总结性，又颇具前瞻性，不仅是一部闳通的中国人口史概论，也是中国历史人口学的奠基之作。
      
       　　如果说，《导论》表达了主编对这一学科的宏观理论把握，其他各卷作者也在相关研究中展现了自己良好的理论素养。他们认为：“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中国学者总应该通过自己的实证性研究，提出一些带有理论色彩的概念来。这既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研究方法上，人口史既属于人口学的分支学科，又属于历史学的专门史范畴，因而需要同时借助于人口学与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与手段。为了确定历史时期人口赖以活动的特定的空间地理范围，人口史研究也必须利用历史地理学的成果与方法。当然，社会学与人类学等跨学科的方法同样是可以借鉴的。但“所有这些方法的运用，都必须以历史文献和其他历史信息为基础”（卷1页108）。总之，历史学方法是中国人口史研究最基本与最主要的方法。
      
       　　各卷作者根据自己研究时段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运用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例如，第2卷隋唐五代时期因敦煌吐鲁番文书与碑刻墓志大量发现，就采用了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的方法；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因人口数据与区域划分都相对较多的特点，引进了序列关系分析方法与邻近区域比较方法；第4、5卷由于人口数据的增多，统计学的方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第6卷因人口普查数据的相对充分性，对有关人口数据进行评判时，则“主要采用内部一致性的检验方法”（卷6页7）。
      
       　　文献基础扎实，考证功夫精深，是这部《中国人口史》的特色之二。
      
       　　中国人口史研究的困难主要来自史料的局限。对于人口史研究来说，这些研究资料存在着两大问题：第一，如何取得；第二，是否真实。
      
       　　解决第一个问题的途径，只有依靠研究者沙里淘金式钩稽史料的耐心与本领。第3卷的作者从元人文集中寻找出南宋末年全国人口的数据，初步完成了学术界向来认为难以完成的南宋后期人口研究；第5卷作者及其助手为了收集清代府县两级各个年份的人口数据，几乎剿翻了3000种左右的地方志，分别是在获取史料质与量上成功的个例。
      
       　　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手段，只有综合运用各种史料考辨方法，确证相关人口数据的可信度。本书各卷作者对史料的鉴别与考订，都下了狮子搏兔的大功夫。例如，隋唐五代卷作者对隋代“大索貌阅”时限的考证，对敦煌户籍中“女多男少”的辨订，对唐代地志户口资料的系年，都是颇见功力的。辽宋金元卷作者对宋代户口汇总发布系统的考证，更是引起了宋史学界的充分重视。正是扎实精深的史料考证，奠定了这部人口史巨著的坚实的基础。
      
       　　恪守学术规范，勇于自我批评，是这部《中国人口史》的特色之三。
      
       　　这部《中国人口史》的各卷作者，不但在参考文献里逐一开列了他们所能见到的前人论著，并在学术史回顾里对这些成果进行了评价与分析，既肯定了它们对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探索与贡献，也坦率地对前人的某些方法、理论、观点、结论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或直接批评。细心的读者还不难发现，这部人口史各卷作者，有时“对同一问题的结论有所差异，对同一年代人口的数字有不同的估计”（卷1页682）。这不但不是这部人口史的缺陷，恰恰是其长处。当自己的学术观点与结论与各卷作者不相一致时，主编鼓励各卷作者坚持各自的立场，认为只有这样，“研究才能深化”。这种学术规范也是值得肯定与提倡的。实际上，类似英国的剑桥中国史与日本的岩波世界史，都是以这种学术规范邀集相关专家编撰而成的。
      
       　　对于自己的研究，这部人口史的作者既勇于修正过去结论的错误，也敢于承认自己目前研究的不足，这也是他们在学术规范上的自我约束。第1卷的作者承认，自己在《中国人口发展史》的旧著中对嘉庆二十五年人口密度最高府州的统计，不如现在第5卷相关表格的数据“更符合历史事实，对人口压力的影响也能做更合理的解释”（卷1页168）。明清两卷的作者在第4卷里修正了原先对洪武时期全国实际人口的过高估计。
      
       　　诚如本书主编所说：“历史的真实只是我们永恒的追求，而不可能是一项具体的成果，中国人口史也是如此。”（卷1页108）作为一项具体的成果，对《中国人口史》的价值，学术界还将会有深入的评价。这部里程碑式巨著的问世，决不意味着中国人口史研究的终结，正如主编与各位作者所表示的，“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还只能算刚刚开始”（卷1页677）。我们期待他们推出更高质量的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新成果。
       ——摘自《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