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烟海：读《明人诗话要籍汇编》之随想
叶 晔

       在学院式的科班教育中，低年级的学生经常听到老师的谆谆教诲：唐以前的文献，究个人毕生之力，或可穷尽；宋以后的文献，只能量力而行，整体把握。近二十年来，随着一系列宋元分体总集的出版，对宋元文学的完整把握，似乎成为可能；但即使在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也没人敢讨论穷尽明清文学文献之可能，这是一个无知者无畏的话题。如果说唐宋以前的文献是山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棱骨，那么，明清以后的文献是烟海，让人领会中华传统文化的浩无涯涘。重整山河的可能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学界已有共识，赵逵夫先生在编的《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陈尚君先生对《全唐诗》的校订新编，都是这种共识的体现。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如同烟海的明清文献，连最基本的廓清和蠡测都还没有完成，又谈什么重整呢？
      
       从“廓清烟雾”到“重整烟海”
       “烟海”一词，常用来形容明清文献的不可控性。烟，指清晰度上的不如人意；海，指整理深度、广度上的力不能及。过去三十年，明代文学的学者们，一直在从事廓清烟雾、勘探海洋的工作，无论已见成效的《全明散曲》《全明词》《全明诗话》，还是举步维艰的《全明诗》《全明文》，进展虽各不同，但都代表了明代文学文献整理的一种沉潜姿态。当然，考虑到明代文献的整体规模，大军未动而小部队先行，以探现存文献之深浅虚实，是较稳妥的做法。而在明代文学文献中，赋、词、散曲、诗话、文话等，属于数量可控的文体，故相关整理工作，理所当然地走在了明代文学研究的前沿。在一定程度上，分体总集整理的先后，未必取决于作品的质量，同样关系其操作的可行性，此为上世纪明代文学文献整理之方向。
       新世纪以来，随着古籍影印技术的发达，及互联网和数字化工程的推广，我们能看到的善本数量，远非上世纪的学者可比。明代文学文献的整理，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大量的文献辑补工作。《全明词补编》《珍本明诗话五种》《稀见明人诗话十六种》等，就是对《全明词》《全明诗话》的查漏补缺。在此辑补过程中，整理者逐步认识到，前辈学者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不仅在文献的考察面上观照未周，在文献版本的收集和判断上，亦有时代的局限。这个问题，在《全明词》出版之际，就被学界同仁指出，并引起激烈的讨论，故周明初教授在完成《全明词补编》后，便循序渐进地开始了重编《全明词》的工作。陈广宏、侯荣川先生的《明人诗话要籍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亦应放在这样的学术史视野下予以考察，方可领会其用心。作为这两个项目的近距离观者，笔者有一些想法，愿与诸先生分享。
       就课题初衷而言，学界之所以重编《全明词》《全明诗话》，首先在于原有版本不能反映时代文体之全貌。《全明词》录词两万首左右，重编《全明词》将超过三万首；《全明诗话》录诗话九十一种，重编《全明诗话》将超过两百种。数量上的大幅度增加，让我们对明代分体文学的整体面貌有全新的认识，故虽曰“重编”，其实是一个继续廓清、蠡测、追求全备的过程。但在此基础上，编者们又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旧编在典籍底本的选择上，因时代之局限，存在较大的判断偏差。饶宗颐、张璋先生编《全明词》，征引民国《惜阴堂丛书》，已被学界指摘；周维德先生编《全明诗话》，也有不少以清本作底本的情况。笔者无意苛责，如余嘉锡评《四库全书总目》，“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几位先生已做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极致，而身处新时代的学者，之所以能做出更优异的成绩，也是建立在更便利的文献基础之上。
       但既然我们认识到这一局限，那么，重新整理就是必须直面的一件事。《汇编》所选明人诗话五十种，多以明本为底本，少用清本；对不同的明本，更是辨析源流，择善而从，密实有据。作为“重整烟海”事业的一部分，眼前的《明人诗话要籍汇编》十册，在名义上，是新编《全明诗话》的阶段性成果，其实它还有另一个身份，即第一部推出阶段性成果的重编明代分体总集。这固然是作为著述总集的《全明诗话》，较之作为作品总集的《全明词》的独有优势，但我们必须承认，《全明诗话》的重编经验，因其多样化的阶段性成果，得以循序、可视地呈现在学界面前，这将为以后的同类型工作，提供很多宝贵的可借鉴之处。一方面，考虑到《全明词》《全明诗话》在编纂过程中遇到相似的困难，我们有理由认为上世纪的明代文学整理，因时代之局限而存在某些共同的缺陷，尽管学界尚未对《全明散曲》有较多的质疑，但考虑到它初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实有重新考察其征引版本的必要；另一方面，至今尚未成型的《全明诗》《全明文》项目，亦可汲取同类项目的已有经验、教训，倚赖新时代的文献检索优势，跳过已非必要的“廓清-重整”两阶段，更直接、更高效地完成整理项目，避免学术资源的浪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亦学界之福。
      
       底本：作者权威的个人性与社会性
       “重整烟海”的关键一步，是对底本的重新选择。《汇编》对诗话版本源流的梳理，及对底本的慎重确定，是主事者用力最多的环节。其选用底本之精准，校本之丰富，实为信息时代与传统校勘学相结合的产物。
       李东阳的《麓堂诗话》，常见的三个整理本中，李庆立《怀麓堂诗话校释》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全明诗话》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明诗话全编》据《历代诗话续编》本，三家底本皆为清本。《汇编》则以明正德二年《艺海汇函》抄本为底本，较之清人删改，更体现作品原貌。杨慎的《升庵诗话》，《全明诗话》据《历代诗话续编》本，彻底打乱作品原貌，无法反映杨慎诗学文献之编例及诗学思想之变化；王仲镛《升庵诗话笺证》、王大厚《升庵诗话新笺证》，以万历四十四年序刻《升庵外集》本为底本，亦非杨慎生前刻本。《汇编》则先以明嘉靖二十年序刻《升庵诗话》、嘉靖三十一年序刻《诗话补遗》为底本，录其完帙，然后再行辑补，更接近作家的文本原貌。以上二例，整理者易清本为明本，易万历本为嘉靖本，皆为更好地呈现作品原貌，及其所对应的作者意图。
       客观地说，在现有的文献条件下，找到诗话的初刻本，固然要花不少工夫，但难度与上世纪相比，不能同日而语。用明本替代先前因客观条件所限而将就使用的清本，是明人著述整理的必然趋势。由于涉及作者意图，我们对此不会有太多的犹豫。不过，明人诗话版本复杂，还有一类特殊的情况，即一些作家在生前不断地修改、增订诗话内容，有多次刊刻的修订本存世。如胡应麟的《诗薮》，中华书局1958年校点本据日本贞享本为底本，《全明诗话》据明江湛然本为底本。《汇编》在对早期版本作详细考察后，指出日本内阁文库藏少室山房本《诗薮》为胡应麟的最早自刻本，南京图书馆藏少室山房本《诗薮》为胡应麟的修订再刻本，最终选择南图本为底本。又如许学夷的《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校点本、《全明诗话》本、《明诗话全编》本三种，或据1922年上海仿宋聚珍字排印本（据陈所学刻三十八卷）为底本，或直接以陈所学刻本为底本，《汇编》则追本溯源，采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五年修订稿本为底本。由上可见，《汇编》更倾向于以作者晚年订本为底本，认为反映了作者最成熟的文学思想。
       但在严格意义上，无论早期文本，还是晚期文本，都是作者某一学术阶段的思想体现，用晚年的修订文字来替代早年的思想经历，即使为作者自我涂抹，是否具备学理上的合法性？
       笔者以为，底本选择中对作者个体意图的重视，只能视为合理；对作者与出版者之间契约关系的认可，方可视为合法。这种合法性，又进一步指向了常见版本之社会效应在底本选择中的重要性。二十世纪的西方校勘学理论，经历了一个从作者意图理论到文本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从弗雷德森•鲍尔斯主张作者权威的个人性，强调“作者本人未受干预的意图”，到杰罗姆•麦根主张作者权威的社会性，认为底本应是一个“作者与出版机构分工合作，最终展示给公众”的文本。借此观察明人诗话中的作者修订现象，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以许学夷《诗源辩体》为例，其早期刻本有万历四十一年刻十六卷本、崇祯十五年陈所学刻三十八卷本，后者为前者的增订本，也是一直以来的最常用版本；另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明崇祯五年三十六卷修订稿本，此本涂抹删补之处颇多，而后出的陈所学本未按作者意见处理，故整理者认为，看似全备的陈所学本，不能算是忠实体现作者最终删定面貌的善本。《汇编》以修订稿本为底本，以陈所学本为参校本，从尊重作者意图的角度来说，没有问题。但陈所学在《诗源辩体跋》中说过，他遵从外父许学夷遗言所嘱，“偕景略、慕生两先生互相校雠”“复供梓人于本邑道房逐字校订”。由此可知，一，作者与出版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已经达成；二，主持出版之人对待此事，有非常严谨的态度。更何况从后世接受来看，崇祯五年修订本为稿抄本，其流布有限，陈所学刻本才是影响范围大、时间久的本子。考虑到底本也应承担作者权威的社会性一面，《诗源辩体》的底本该如何选择，或可作进一步的商榷。
       一般来说，诗话版本越复杂，其批评史位置越重要。但限于体例和篇幅，无论是《汇编》，还是日后的新编《全明诗话》，都不可能以精校、汇校的形式，将重要诗话的版本面貌，完整、全面地呈现给读者。据笔者所知，《汇编》整理者曾对《诗源辩体》的万历本、崇祯本作过互校，最后因异文大多，担心影响阅读而作罢；对《艺苑卮言》的整理，更直言“因六卷本、八卷本与《四部稿》本文字差异极大，除个别文字的讹误缺漏外，不校其异同”。从总集的角度来说，这样处理没有问题，但由此损失了大量异文信息，又让人深感遗憾。笔者以为，对《艺苑卮言》《诗薮》《诗源辩体》等在作者生前有过多次修订的诗话著述，或可组织一套《明人诗话汇校本丛刊》，对每部诗话的文字进行精校、汇校，单行出版，为明人诗话的经典个案研究提供实在的方便。
      
       重整视野下的明人“诗话”格局
       任何断代分体总集的整理，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学界。以往的学术传统，强调古籍整理应冷静地呈现文本原貌，不可引入过多的编者意图。陈广宏教授将要完成的新编《全明诗话》，是努力保持一种冷静的古籍整理态度，还是有意识地体现编者的学术思想，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汇编》的情况来看，他显然不满足于对文学文献的静态整理。
       如前所述，《汇编》的首要贡献，并非对新材料的挖掘，而是对常见材料的重新定本。《汇编》溢出《全明诗话》之作，只有《南谷诗话》《过庭诗话》《傅与砺诗法》《新编名贤诗法》《诗法》《词府灵蛇》《吟窗小会》《谈艺录》《诗纪匡谬》《杜诗攟》十种，占《汇编》总数的五分之一而已，尚不足以改变《全明诗话》所呈现的明人诗话整体格局。
       但我们应认识到，《全明诗话》作为全编本，它所呈现的整体格局，是总集编纂的无意识产物；而《汇编》作为要籍选编本，选取了五十种诗话，带有自觉的选本意识。它分诗话、诗法、诗评三类，在同一类型内部，又精选要籍，依成书时间编次。这种体例形式，既凸显了明人诗话之“要籍”，反映了明诗话在历时发展中的经典化成果；又确立了明人诗话之“类型”，呈现了明诗话的整体格局及多样形态。达到了纵向、横向的双重编纂效果。
       长远来看，这部《汇编》一旦扩容为“全编”，体例必然有变。一方面，如何完善分类，以展现逾两百种诗话的形态面相，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要籍”的淡出，所有作品将一视同仁，如何在全编中体现诗话的经典化成果，更是一个难解之题。笔者之前强调底本的社会性，于此愈显重要。因为诗话总集的整理，不同于单行本的整理，在数字化的技术形势下，它很有可能将承担起建构“中国诗学”文本网络的功能。这个文本网络，不仅指传统史料学意义上的史源关系，更强调书籍史、阅读史意义上的文本间的现实关联。如大多数清人读到的《诗源辩体》为陈所学刻本，就意味着在清人的明诗学知识体系中，《诗源辩体》一块的阅读经验，来自于陈所学本，而非其他。从这个角度来说，选择最常见的可靠版本为底本，是明人诗话之经典化成果的另一种展现方式，并得以与清人诗话建立起切实有效的关联。
       同样在今年，陈广宏、龚宗杰先生推出了《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陈教授在前言的结尾处，希望通过对明人诗话、文话的整理，将“诗文评”视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甚至期许下一个目标，是对明代诗文总集的整理，因为那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独特组成部分。如果说《汇编》的整理，呈现的是明诗话内部的横向、纵向格局，那么，将明人诗话、文话、诗总集、文总集的整理，一并纳入“诗文评”的世界之中，隐约流露出的，是编者建立明人文学批评之跨文体格局的学术理想。其效果如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之。
      
      
       原文节略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7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