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倏忽间，自己成了外文学院现职教工中最年长的一个。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孝泉院长嘱我为这个丛书写篇短序，我也不好推辞了。中国人请客吃饭让长者上坐时，会说(如果用英文)seniority is beautiful，其实让与被让者全明白，那不过是虚礼浮言而已。
虽与学院具体工作脱节已久，我仍感到，复旦的外文学院至今有很强的教育机构的自我意识，我以为这是一个好传统。班级分得小，着重施基础训练于每个学生；管你什么大牌教授还是博导，都得给本科生上课，还自己动手改学生作业，对学生在学习中带共性的问题了然于胸；学外文必须讲究“精确”和“流利”并重的理念，始终扎根在我们的培养目标中。虽说这些年来物质第一主义的惊风骇浪也不免冲得有些同仁晕头转向，但基本的教学底线可以说还未被突破。我这儿就有个实例： 外出做同传的教师并非单为丰酬，还主动把各种门类的知识、信息、技术、术语翻译等等的第一手经验观感，带回送入课堂，或提供给编写教材或辞典的同仁做素材。怕就怕“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看人家把教育机构的自我意识丢了，反觉做“青螺”寒碜，赶着去跟风；当然，我还怕现状不改，甚至愈演愈烈，今后会怎么样，那就不好说了。
与教学相比，研究工作可能不尽如人意。别说人家怎么看我们，就连本校领导可能也认定，以“研究型”标准衡量，外文学院在文科院系中算是比较落后的单位。前几年，我读过一本威廉姆·克拉克(William Clark)所著《学术魅力和研究型大学起源》(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的“奇书”(作者开宗明义的自我定位)。经作者梳理耶稣会教会大学、德国大学、“牛剑”(Oxbridge)传统，算是懂了研究型大学的起源与日耳曼各国的市场因素和官本位影响有关——对此也有人质疑甚至批评——有意思的是： 在浩如烟海的近580页的考据和研究中，作者认为，现代大学里“眼睛战胜耳朵”或“文字重于口述”(恰与老子所谓的“行不言之教”字面上相悖?)；要有“学术魅力”就得依靠发表论文／著作，并邀来别人的佳评。
这套丛书多少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复旦外文学院的相对薄弱环节，正在迎头赶上。只是我以为教师的学术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应当以教学实践的积累为基础，又能回过头去促进教学，从而进一步造福社会。这并不排斥有的教师资质和志趣脱俗超逸，可能更适于从事纯粹的而非直接“用世”的研究工作，像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的，“学人、科学家只代表与利益无涉的专业人格。”他们的论文是智力操练的成果，是他们“专业人格”的伸张，是乐趣的满足，发表后可望成为益智主义的佳品，用来抵拒目前正丑恶横行甚至威胁到学生的反智主义。
不过，“述”而有“作”(按朱熹解：“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即传旧同时要有所创新，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诸同仁能够各自搜辑文集，结成系列出版，肯定经过焚膏继晷的艰辛，自然要为此击节叫好。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现代研究型大学对教师造成极大压力。压力源就是基本上以量化为准绳的职称评议制度，一种更像是中世纪西方教会和骑士团社会遗形的制度。呜呼，西方曾有柏拉图式的平等对话，中土有“吾与回(指颜回)言终日”的孔子循循善诱，都已成了教育的“失乐园”，即使今人多喜引用，实际上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看来，我们都得接受publish or perish的学术生态铁则。可是，学术啊，多少投机取巧的卑劣，多少不择手段的钻营，多少蝇利蜗名的刊物，多少奸宄互利的委员会和辛迪加，借汝之名而行!
我常与同仁共勉： 写论文，做学术，还是牢记“图难于易，为大于细”的古训为好，注重平时的勤奋积累，宁可日有寸进而不搞“大跃进”，疑他人所不疑，不以魁士定见为当然，给神话去魅，甚至质疑“常识”——总之，借用一个英语文评界的新词problematizing——如此生存在学术圈里，可能被哂迂腐，不懂“性价比”，但就当事个人而论，是不是学术会变得更生动活泼些?
虽说“文字重于口述”，研究型大学并不仅仅等于写出论文发表。提高一点要求说，还要培育师生的思辨口才。对教师的最低要求固然是要意尽于言，不能做大肚小口的“热水瓶”，各种课内外的研讨班(seminars)和口头陈述(oral presentations)也不能只是做做样子，多的是“单向交通”，各说各的；即使有认真听别人陈述的，大多也是谦冲自守，鲜见有人站出来质疑，更没有即时的交锋。想来，这与古希腊修辞重讨论(discourse)和演说(public address)以及古罗马的七艺(头上三种便是修辞、语法、逻辑)造成西方思辨口才传统有关，而中国修辞讲究的赋、比、兴和对仗、排比、平仄等等，非虑计再三，始能滞后表达。既然研究型大学是“舶来品”，真要培养与这样的大学匹配的人才，辩理遽生于电光火石的瞬间，辩才如舌粲莲花的训练，似也不可或缺。让我们先从提高seminars和presentations的质量做起，如何?
最后，也想对于不希望自己陷入昏庸的学界权力人物说几句： 希望你们好好problematize“成果”二字，细察目前一级又一级名号繁多的项目，戳破气泡，拧干水分，排斥上述威廉姆·克拉克描述中世纪大学特点时用的nepotism(相当于今日所说的“关系”)。更想问一句，外文院系教师发表的译作(特别是其中有影响者，如当年杨必的《名利场》)以及长篇书评，何以不能算作成果?你们学过历史吗?当代中国学界的两次启蒙大转型，“五四”也好，改革开放也罢，大量的学术成果哪一次没有译作和书评的一席之地!惯以斤斤计较他人论文数量为业的专家，要不你们也来译一种，写一篇?
陆谷孙
2011年10月
作者简介
魏育青，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文系教授，教育部外指委德语组副组长，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外文学会常务理事，从事德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有Beziehungen als Lebensform等专著和Murane und Reuse等论文在国内外发表，译有巴特《罗马书释义》等十余部，另有教材、教参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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