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欧美出现，英国称之为社会人类学，法、德称之为民族学，北美称之为文化人类学。名异而实同，皆以人类的体质与文化特征为研究对象。
英国在海外占有辽阔的土地，享有“日不落”之誉。为了维护殖民统治，特别需要这门学科。科学促进协会和皇家人类学会（前身是“原住民保护协会”）这两个国内重要的学术机构在推动人们以“同源论”（文明人与野蛮人，不同部落的人的文化殊异，心理同一）的观点解释土著的构成、历史和风俗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两个机构还鼓励大学在接受学位论文选题及授予奖学金方面向社会人类学倾斜。
1832年和1839年，科学促进协会的负责人J.C.普里查德在演讲中预言野蛮人行将灭绝，要求加速收集土著体质与精神特征的材料，扩大现有的知识。该协会很快建立了一个分委员会起草“土著礼仪和习俗”的问卷作为到海外调研的专家、学者的行动指南，这份问卷对前往殖民地的探险家、传教士、商人和军政人员也有指导作用。1843年，从英国原住民保护协会分离出来的民族学会在伦敦成立，后者在十年间连续推出三本手则，它们是《人类学观察与询问： 在未开化土地上居住与旅行须知》（1844）、《民族学调查》（1851）和《民族学的质疑》（1853）。这些文献成为《田野调查技术手册》（以下简称《手册》）的先导。
1874年，科学促进协会牵头编写新的调查指南作为田野调查员的专业工具书，同样对前往殖民地的其他人员有参考作用，因为他们面对的境况相同。一些著名学者担任编委，如弗朗西斯·高尔顿、约翰·贝多、奥古斯塔斯·皮特·里弗斯、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和约翰·卢伯克这五位学者的英文全名和生卒年代如下： Francis Galton (18221911), John Beddoe (18261911), Augustus Pitt Pivers (18271900), 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 and Sir John Lubbock (18341913)。等等。书名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直译是“人类学的观察与询问”，转译为“田野调查技术手册”。《手册》出版后与时俱进，先后修订了五次，前四个修订本皆由科学促进协会单独统筹，分别于1892年、1899年、1912年和1929年出版。最后一次修订始于1936年，起初仍由科学促进协会负责，因战争爆发修订工作搁浅。1949年开启尘封的材料，后续工作移交给皇家人类学会，1951年完成修订任务，所以说《手册》第六版是两个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尽管封面只署了皇家人类学会之名。假如考虑到每一次修订都是在前一版基础上进行的，那就不容否认《手册》曾经作为一个连续体而存在。这样才能看到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努力更大些。可以说，《手册》的第六版是绝版，后来只是重印，重印的年代顺次各为1954年、1960年、1967年和1971年 Paul Sillitoe. The Role Of Section H At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in Durham Anthropology Journal. Volume 13(2)p.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殖民地获得了独立，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不能不影响到修订工作。正因为如此，第六版修订的幅度超乎寻常，与第一版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仍然坚持“务实不务虚”的原则，强调细微地观察与详尽地记录，用材料说话，免谈理论。鉴于《手册》的主旨是引导行为操作，而非探究文化变迁的动力，因此我们不能奢望它在用模型把握材料方面给人以启迪。
西方人类学家到海外了解土著民族的文化，既是殖民政治的需要，也能满足学术的追求。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全面的。二战结束不久，为了挽救英联邦的颓势，需要一批民族学工作者继续到海外调查殖民地的发展，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和皇家人类学会急于恢复第六版的修订工作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学术追求与政治服务，这种双重目的孰轻孰重呢？应该说政治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但在某些特定场合确有学术良知的凸显，从而给调查带来一定的科学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手册》的某些知识超越了民族、阶级与国界，可以抽象地继承。
综观《手册》的六个版本。第一版是由古典进化论者主导的。当时的田野调查还很幼稚，科学的成分与走马观花、道听途说的杂质混合在一起。到了后面，研究范式推陈出新，播化学派、社会学年鉴派、功能学派、历史学派呼之欲出，调查员的足迹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因此，从第二版开始，田野调查技术水平节节上升，到第五版时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田野调查是一种独具匠心的工作。面对生境复杂，文化多样的社会，调查员需要系统的训练，特别是当其孑然一身地造访陌生的群体时，怎么使自己融入社区，体会冗长延宕的生活都是问题。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率先实践了这类单人匹马式的田野研究，他们的成功经验标志着科学调查的诞生。
英国人类学家主要是在英国的海外属地做调查，其他国家的人类学家也有自己的传统领地。一个人无论待在何处，时间长了就能够接触很多东西。当调查员皆以这个态度从事工作时，世界民族的文化珍品就会汇集到桌面上。毕竟学术交流是自由的，通晓语言的人是很多的。这30年（1899—1929）成为《手册》修订的黄金期，可供选择的材料相当丰富。
《手册》的科学价值来自两个源泉： 一是广泛的田野调查，二是整体论的思想。前者方才说过，下面来说后者。《手册》贯穿了一条红线： 人类是自然与文化两部分的产物，文化又可分为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不仅如此，文化还有活态（现存的）与僵死（消逝的）之分，各部分、各层面各有其位，共同构成阶序，它们之间不是平列的。较之于自然属性，文化属性显得更加重要；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物质首当其冲，而生产技术的作用当之无愧；较之于“死”文化，“活”文化的意义更为显著。《手册》在体例上分为4部分18章。第一部分用2章讲述人体测量技术，等于承认有生命的个体是人类社会的前提。第二部分用9章讲述田野调查的准备工作和循序渐进过程，对社会结构、个人生命史、政治组织、经济活动、信仰仪式、地方性知识、语言手式等方面的问题作了阐释。第三部分用5章再来展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细目，讲述了调查衣、食、住、行以及娱乐与消遣的技巧。第四部分用2章论述死文化的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上述体例实际是隐性的理论框架，深描了各方面的文化，因而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手册》的知识是对世界民族调查实践的升华。我国的民族是世界民族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做调查可以借鉴这个知识体系。
1949年以前，中国民族学有南北两种研究倾向之分。南派以调查少数民族为己任，重视田野工作和历史文献，不太看重理论；北派主要研究汉族，比较重视理论。当时已经有了《手册》的前五版。20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组织调查湘西苗族、浙江畲族和云南彝族，指定了一批参考书，《手册》列于其中。凌纯声写于1934年，完成于1936年的《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参见《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辑第75页，南京： 中山文化教育馆编，1936年。一文汲取了三本外文书的精华，也有他自己调查经验的总结。这三本外文书，一本是《手册》，另外两本为法国人路易斯·马林（Louis Marin）的《民族学问题格》和德国人盖布勒（Gbner）的《民族学方法》。凌氏针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分成4大类200个方面讲方法，又从23小类842点来讲细目。1936年冬，国民政府内政部礼俗司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委托凌纯声、卫惠林、徐益棠编拟《全国风俗问题调查格》。卫氏参考了《手册》等书，完成其所承担的生活习惯部分，他编撰的纲要分成6个方面，199个问题。凌、徐二氏因故未交稿，此处不赘。
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再次凸显了《手册》的实用性。1950年6月，中央访问团（分团）和地方访问团奔赴全国各地区，拉开了民族识别的序幕。1956年3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正式启动。参加两次大规模的民族调查的人员甚多。民族识别开展较早，来不及准备新的调查提纲，较多地利用了现成的资料，包括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提纲。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则组织编写了《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宋蜀华承担起草工作，许多学者参加讨论修改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第44—52、68—74、108—114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改革开放以后，实地调查得到应有的重视，出现了一本实用性较强的教材参见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 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2002年版，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它是作者在讲授“民族学调查方法”和“文化人类学概论”的课程基础上编撰的。内容由技能和方法论两部分构成。技能方面，较多地承袭了《手册》的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初步统计，这本书至少有三章（60页），即第二章“方法论（上）”、第六章“传统技艺”和第十二章“艺术”，里面的叙述和图表可以从《手册》第六版中找到。有人已在网络上发布消息 参见“豆瓣读书”短评： 曼20090302。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585308。这本书的作者在“导论”第二目中极力推荐《手册》，说它不仅适用于无文字社会的调查，而且适用于有文字社会的调查。
人类在21世纪有许多机遇。《手册》在新的情况面前不显老态，更谈不上过时。当今世界，民族发展的潮流势不可挡，处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边缘或外围的民族以及远离都市、穷乡僻壤的民众需要外界去了解他们，协助他们解决迫切的问题。一个民族必须发扬本文化有生命力的成分才能前进，尽管那些成分可能被削弱，可能还很幼小，但是可以结合到现代化的进程中去，舍此则无从弥合历史的创伤。
让我们继续重视《手册》的实用价值吧，因为人类学领域有大量的调查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而这么去做则代表着学科史上旧范式的回归。与此同时，我们要警惕学科上的空谈阔论或自我包装，要鼓励深入封闭乡村，远赴遥远边陲的实在行为。凡是去到那里的人，无论是调查员还是旅游者，都可以看见传统文化的痕迹。初出茅庐的新手往往在观察、询问与记录时是需要学习的，所学的东西并不是越新越好，而是越实用越好，所以《手册》还不会过时。我们要从这本旧书中发掘出一种新的探索精神，从文字中获得灵感。进而言之，我们在帮助当地民族发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本文化与异文化、外来援助与自力更生等诸多关系时也需要借鉴《手册》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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