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捭阖的简史力作
——评复旦版《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简史》
田晋芳
2016年8月，徐志啸教授的《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简史》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刊行，该书被列为“复旦经典”。这部复旦版其实已是第三版，它脱胎于《中国比较文学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以修订后的《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简史》（同上，2005年版）为基点，又经过精心编辑后推出，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部书对专业读者的长时段吸引力。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元老贾植芳先生称赞它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见解新颖，论述深入”。 以我之见，这是一部纵横捭阖的简史力作。凭借中外文学关系的治学专长，徐教授将曲折起伏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史整合为一个井然有序且材料翔实的有机体系，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辽阔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现代批评意识。
       在内容阐述方面， 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细致描述了中国比较文学所取得的辉煌业绩。 比较文学诞生于19世纪末的欧洲，它进入中国学术界是在“五四”时期。1922年吴宓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比较文学学位归国后，率先将比较文学以讲座形式引入南京东南大学。1926年他又在清华大学开设比较文学的课程，使得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在华夏学界生根。20世纪的百年见证了比较文学在中国由诞生萌芽到蓬勃发展的历程。本书遵循这一纵向的时间线索，无疑切合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由于比较文学自问世之日起便饱受学科名称所带来的歧义和外界质疑，概述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对学科的认识和界定须联系比较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横向发展状况。在前言中，作者首先引用钱钟书先生的话，比较文学即“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然后解释说，“它既包括不同国家、民族、语言之间文学的比较，也包括文学同其他学科（如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比较，还包括跨文化领域的跨文化比较。”这一定义承续了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雷马克在20世纪中叶对比较文学定义予以的突破，即将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领地，但又格外突出了跨文化比较的重要性，很能起到点醒读者的作用。
       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后期受到“文化热”冲击发生外转，更多引入文化比较，而且尤其关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现象探讨。文化传统、文化模式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等，是比较文学研究须臾不可分离的阐释维度。中国的比较文学也需要通盘考虑中国文化的深厚传统。为此， 徐教授并未拘泥于学科意义上的史实界标，而是大胆指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七个时期：史前期（先秦－19世纪末）、发轫期（19世纪末－1919年）、初兴期（1919－1934年）、发展期（1934－1949年）、滞缓期（1949－1978年）、复兴期（1978－1985年）、高潮期（1985年后）。这部书的名字叫《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读者难免会对涉及20世纪之前的内容提出几许疑问。因此，史前期和发轫期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意义，值得探讨。 史前期（见附录二“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简况”）旨在论述作者考证出的与比较文学有关系的诸多史料文献价值。 这里仅举一例，西汉《说苑•善说》中记载了《越人歌》 由鄂君子皙请人将越语翻译成楚语，后以楚语版本流传至今。作者认为，这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的跨民族的翻译个案。类似饶有趣味的钩沉索引，引人深思。发轫期是中国比较文学酝酿的关键阶段，置于正文第二章“初涉比较”，位置和篇幅都很恰切。作者对黄遵宪、林纾、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和鲁迅进行的比较研究，从学科发展的意义上，进行了相对客观而中肯的评骘。
       此外，徐教授对不同历史阶段比较文学学者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比较公允的评价，彰显了他自成一格的现代批评意识。比较文学在昔日欧洲滥觞之际，曾被文学界认为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它意味着打破民族及国别文学的界限，作出系统化的比较研究，这是时髦的文学批评工具。比较文学也因囊括世界文学的浩瀚文本而令人满怀探险的精神。抛开比较方法的古老性不谈，比较文学反映的是文学研究的现代批评意识，它热衷于打破语言的界限、民族的界限乃至学科的界限，综合地考察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文学现象。徐教授在分析钱钟书先生的比较文学治学之道时指出，“钱氏强调，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切忌东拉西扯的牵强比附、武断臆测，不能为比较而比较。比较文学的实质，不仅应求其同，也应知其异，在明辨异同过程中认识中西文学各自的特点，加深对作家及其作品、文学现象及其规律的理解与认识。”（第128页）可以说，钱先生的《管锥篇》是对比较文学学科实质的精彩演绎。例如，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中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是一种习焉不察的叙事手法，想不到钱先生信手拈来域外与此异曲同工的文学现象。法国作家乔治•桑曾称赞大仲马与欧仁•苏善于在长篇小说每章结尾部分“来个异峰突起，引得读者心痒情急，从而刺激好奇心，让读者产生悬念”（第123页）。话说回来，固然钱先生对学科的贡献巨大，尊为比较文学界的泰斗，但徐教授也会客观地提醒读者注意，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含有一些可贵的中西诗歌比较的评论，但毕竟只是一部旧诗注本，不能算作比较文学专著。
       作为一部中国比较文学史研究的拓荒之作，也难免因时代的局限而存在一些缺陷。第一，作者在比较文学的实质上尽管指出了求异的必要性，但没有从以往的比较文学论文或专著中剖析出更多例证加以佐证，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包括钱钟书在内的众多学者均汲汲于挖掘中外文学关系中共同的“诗心”与“文心”。第二，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立以前的零星比较，作者有时评价过高。例如，“林纾所作的中西文学比较，是无影响联系的平行比较，这从时间上看，远较今日风行世界比较文学界的所谓‘美国学派’倡导的平行比较要早得多。”（第24页）诚然，林纾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已经开始自觉地进行中西比较以及西西比较，其比较意识和精当评语不容轻视，而且徐教授剥离开林纾抵制“新文化运动”的腐朽思想立场，肯定他对比较文学的独特贡献，也实属严谨妥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派”倡导的平行比较是20世纪50年代针对“法国学派”过分倚赖文学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而提出的，强调将审美批评与历史的方法相结合，将平行研究牢牢建基于文学研究。而林纾将狄更斯的小说《孝女耐儿传》和《块肉余生述》与《红楼梦》、《水浒传》进行比读，大多是叙述各自的创作特点，或是从赏析角度漫谈中西作品所带来的审美感受差异，还远远谈不上美学意义上的文学批评。
       尽管如此，书中的真知灼见远远胜过这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且再现了陈寅恪所倡导的“在史实中求史识”的治学精神。简言之，徐志啸教授的《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简史》有力地揭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这部专著不仅承载了复旦学人博晓古今、学贯中西的优秀传统，更显示出徐教授多年耕耘于中国古代文学与比较文学两门学科的学养积淀。本书的出版，将激励着新一代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者，在治学条件更为优越的多元文化时代，聚焦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课题，放眼世界，贡献出更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