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网理论”何以引领新经济？
朱敏 姜疆

       《螺网理论》这一书名容易让人联想为物理科学的某种定律，但其副标题“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则直观给出了该书的研究对象与适用范围。
       之所以将自己提出的理论命名为“螺网”，是因作者更为清醒地认识到：整个人类社会，实际上同其他事物一样，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同时，整个人类社会在实际上，同其他事物一样，又是多维的、立体的。书的前言写道，“人类社会演化的总体图景是一张多维动力交织、螺旋式发展的‘螺网图’。”这是作者的世界观，也是此书的论点。
       世界观是形成价值观的基础，只有对世界、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反过来，正确的价值观的建立，又会使科学世界观更丰富、更完善。
       价值特性有四个方面：客观性、主体性、社会历史性、多维性。其中，后两方面正是该书所详尽阐释剖析的。价值关系的主体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因此人们的需要、实践以及需要满足的形式都表现出了社会性和历史性。每一主体的价值关系都具有多维性或全面性，这就要求人们在创造或实现价值时，必须对某一价值物的价值作全面的考察，以决定取舍。
       那么，支撑此书论点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体现在哪里？
       从中不难看出作者的雄心勃勃，在于创建一种动态非均衡思维范式的理论框架，即试图将微观经济学（企业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任督四脉”予以融通，置之于一个全方面的动态非均衡的假设条件之下进行综合分析，而非新经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其钻研中所勃发的洪荒之力，亦跃然纸上。
       在经济学界，主流经济学研究，特别是新经典经济学，曾长期为静态一般均衡思维范式所主宰。运用动态非均衡思维，对于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创新与发展颇为重要。如今，究竟是静态看世界，还是动态看世界，正在构成经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学的根本分野。换言之，假使未来主流经济学摒弃静态思维模式，而引进动态思维模式，不难预见，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将不免出现一场空前的范式转换，其变革意义或可堪比牛顿、爱因斯坦对于自然科学和整个科学领域的影响。
      
       新经济的多维性或全面性，在书中到底是如何体现的？
       应当说，书中不仅深入探讨了社会系统表层的人文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等， 还整体涉及了社会系统深层的科学系统、法制系统、教育系统等。而对于其中的经济系统，则更加侧重地被分为企业系统——产业系统——国民经济系统，从而予以特别关注。
       与一些局部看问题甚至呈现部门化特征的倾向相比，它着眼于企业经济（微观）、产业经济（中微观）、区域经济（中宏观）、国民和国际经济（宏观），从整体看世界。如果照着这种系统思路持续钻研下去，谁能说经济学说没有进一步被改写的可能？萨缪尔森就是综合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从而独树一帜，实现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大综合，即《经济学》一书的出版。
       半个世纪前，《经济学》这部教科书问世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写出第一篇书评。他预言：“下一代人将会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变革和经济学的发展，这部书一直在不断地加以修改和补充，久已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迄今，它已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中文、阿拉伯文、俄文、匈牙利文、捷克言语、罗马尼亚文、越南文等，共计有40种以上的译本。看来，不仅“下一代”，而且“下下一代”也在跟随。
       谁又能断然否认，下一代、下下一代不会循着此书的视角学习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时间会证明一切。当然，任何一门学问都不是在一间屋子里冥思苦想出来的，开放学习才是正确的科研之道。该书借鉴了两位社会学家（国外的帕森斯、国内的闵家胤）关于社会系统结构的学说和思想。这种借鉴并非毫无保留地照搬，而是有所取舍地继承。
       通过批判与继承，《螺网理论》充分吸纳了经济学和社会与自然科学的精华，并对各种学说、思想、理论、观点进行了提炼和升华。其中，在经济学方面，此书不仅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对西方经典经济学（又译古典经济学）、新经典经济学（又译新古典经济学）、超经典经济学（又译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皆有所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提出经济社会系统“分形”的观念，与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提出的超边际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杨小凯认为，边际分析就是给定分工结构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包括价格、成本、产量等，而要进行这一分析的前提是“给定分工结构”，它是“超越”于边际分析的。基于这一认识，杨小凯提出了一系列非线性优化方法，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分工模式或者经济组织结构是如何演进的，第二是在某一分工模式或经济组织结构下资源如何实现最优配置的。其中，第二点是传统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第一点是进行边际分析的前提，具有“超越”意义，合在一起，亦可以构成一幅具有独特结构的几何美图。
       而螺网理论所揭示的整个人类社会系统的长期演化机制遵循的两大规律——分叉律与协同律等，无不透着具有独特结构的几何美。从社会系统表层的人文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到社会系统深层的科学系统、法制系统、教育系统，等等，这些不同经济层次，在一般结构方面所具有的自相似性、层次性、嵌套性等分形特征，是本书力图论述的，也是经济学家杨春学认为“最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的”。
       其实，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书中的包罗万象。这张“网”，志在将诸多学科精华都“网”入其中。只拿经济科学而言，诸多建立在微观、中观、宏观层次的概念，在书中一一登场：从企业的本质到演化轨迹，从产业的分工到生命周期，从经济的环境到机制，从国家的概念到变革，等等。当然，其绝非单纯对一系列概念简单罗列，而是在阐述辨析相关概念时将自身洞见有机融合。
       首先是从外部看来的有机融合，即各个篇章之间的关联。在物理的世界里，中子、质子和电子构成了原子，不同原子相结合构成了分子，而不同分子相结合构成了复杂分子，复杂分子集团又构成了物体，而不同物体又构成了世界；而在经济的世界里，企业构成产业，产业构成区域，区域构成国家，国家构成世界。书中对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描述，正是从微观至中微观，由中微观及中观，从中观至中宏观，又从中宏观及宏观，如此由浅入深、有条不紊地展开论述。跟随作者的视阈，逐步由小及大，由部分到整体，渐次呈现一个“系统”的经济社会。
       而其内部所蕴藏的一条分析主线“本质——环境——要素——结构——效率——能力——动力——机制——周期”，也颇为明晰。正是围绕着这条主线，哲学、生物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系统科学与系统论方法等的诸多论述，书中一一向读者娓娓道来。读者跟随作者“步伐”，在人类社会的各种学说、理论、思想等浩瀚海洋中畅游，一步步接受并共享其大彻大悟的慧果。
      
       不过，此书论证方式及其理路，并不符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固有章法。学院派经济学者们在象牙塔里研究出五花八门的学说，其著作和文章由大量的假设、数理公式、计量模型构成，在极度简化之后，似乎更接近一门只有与政治、社会完全脱离才具有普遍价值的纯工具学科。然而，这种经济学去政治化的过程却是精心考量的，只有把作为形容词的政治去掉以后，经济学才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法则的。
       《螺网理论》的论证，显然是超出了前人对经济学的探索。作者高举系统科学大旗，运用系统论方法，能否收获可贵的理论创新？从系统科学的观点出发，经济和社会研究要着重从整体与部分（要素）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佳地处理和研究问题。细读全书，不难领略运用系统论研究和改造客观对象的方法。从整体的观点出发，全面分析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此系统与彼系统的关系，从而把握其内部联系与规律性，力图达到系统能够有效地被控制，甚至改造一个旧世界，构建一个新世界的目的。
       关于系统论，有一系列基本原则，最主要的是整体性原则、结构功能的原则、相互联系的原则。书中探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的，那么整体性原则、相互联系的原则，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充要条件，而对于结构功能原则，从以上评述可以看出，书中的把握也有炉火纯青的意味。
       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是辩证统一的。首先，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结构的属性；结构不同，一般而言功能也不同，结构决定功能。其次，同一结构可能有多种功能；结构不同，也可获得异构同功。因而在分析研究各种系统时，必须把握好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辩证发展规律。在作者精心构建的系统中，人文、经济、政治、科学、法制、教育的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在书中终于被编织成为一张螺旋式上升的巨型“螺网”。古人有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是立足古今、启迪未来的务实态度。
       对经济学而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久不衰的核心议题，“螺网理论”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动态解释。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论证辅以生物进化论的基本范式，也给“螺网理论”增添了另一个视角。萨缪尔森说，经济学永远21岁，而整个社会科学呢？“螺网理论”呢？
      
       与“螺网理论”提出者、该书作者甘润远先生一样，我们在新经济研究领域亦上下求索，但比起前者构建理论大厦的壮志，只能算是小打小闹。基于近十年来对新经济的持续观察与研究，笔者总结和提炼了以“三破”“三立”为内核的新经济法则（朱敏，2016、2017），旨在解释并启迪“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转型与创新。
       “三破”，即破介、破界、破诫。这是对当前整个新旧秩序转换中，正在发生的去中心化、跨界创新、规则重构的描述与概括。①破介。互联网的大规模协同和去中心化，打破了传统分工，大大削弱甚至正在消灭许许多多的传统中介。②破界。“互联网+”连接一切，大数据使资源使用无远弗届，趋于零边际成本，打破组织、行业和国家边界。③破诫。新经济快速迭代与颠覆，人们越发追求个性，崇尚价值共享，一些旧规则和旧诫律开始不足为训。
       “三立”，即立志、立智、立制。这是指个体、组织、国家在此转换中，应树立战略布局、智慧整合、制度建设等系统性思维。①立志（战略布局）。看清大势，梳理战略新目标；脚踏实地，志存高远。②立智（智慧整合）。壮大实力，明智参与新趋势；修炼内功，智在必得。③立制（制度建设）。持之以恒，改写制定新规则；水滴石穿，制胜之道。
       以上所谓“三破”“三立”新法则的雏形甫一提出，就有学界朋友美言，这是一种通俗的创新方法论，洞见深邃自成体系，期待深化完善云云。对此愧不敢当，诚望通向新经济时代的转型哲学更为丰富多彩。今后将同甘先生一道，书写新经济理论的精彩华章，为中国和全球新经济发展鼓与呼。
      
       （作者朱敏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主编、新经济研究室主任、
       姜疆为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国际经济学博士、现任职国内研究机构）
      

独立学者甘润远新著《螺网理论》简评
梁 捷

       2016年9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甘润远先生的专著《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不久前，我认真阅读了这部图书，阅读之后，令人惊叹，在如此宏大的标题之下，甘先生奋力构建出一个足够宏大的理论体系，其心胸广阔，目标极远，非一般体制内学者所能相比。
       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劳动分工理论以来，学术界的分工日趋细密和琐碎。人类的知识体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这种情况，正如西谚所说“知道越来越多的鸡毛蒜皮”（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而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道术将为天下裂”。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不要说跳出学科藩篱进行反思，就连对自己学科抱有一种整体的认识也已成为奢望。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却也是令普通知识分子绝望的时代。
       而就在最近几年，在世界的不同国家，多个学科的领军人物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一项工作，即重新转向宏大叙事，重新努力构筑长时段、跨地域、跨学科的理论范式。比如，有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等著的《国家为什么失败》，有经济史家诺斯写的《暴力与社会秩序》，有政治学家福山写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有历史学家迈克尔•曼写的《社会权利的来源》，有人类学家戴蒙德写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等等。
       上述这些著作都试图回答一些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宏大问题。例如，人类社会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秩序的演变过程和动力是什么？等等。这些著作各自从不同角度构建理论，寻求实证证据，工作量与作者的野心呈现加倍增长的关系。可以说，每一本著作都耗费了研究者的毕生功力，几乎把他们拖入了一个个看似不可填满的“黑洞”之中。
       因为这些宏大目标本身有着巨大的智识吸引力，所以，无论作者和读者都会被这种全面和整体阐释人类经济、社会、历史秩序的企图所吸引，从而无怨无悔地投入研究精力。虽然世上罕有人无所不知，研究范围能涵盖古希腊到当今社会，但是为了这些终极目标，各个学者都尽可能地吸收相关研究，寻找实证材料，补充完善自己的框架，集百家之言而成一家之言。
       甘先生或许并不完全熟悉这些同时代学者的最新成果，但他孜孜以求的钻研，有意无意地也成了这股宏大叙事复兴浪潮中的一员。他并非体制内学者，也无意推进某个学科专业的发展，只是为了纯粹知识的兴趣而研究。正因为甘先生没有学科范式的约束，就能更大胆更自由地追求终极理论目标。他这本书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要在微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构建一个总体上解释人类社会的一般性理论。而这是一般经济学家想都没想过的事情。
       甘先生认为，经济社会系统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不同层次有不同的主体。微观层次的主体是企业，中观层次的主体是产业，而宏观层次的主体是国家。甘先生不仅研究经济系统，还把它推广到国家与社会系统，进而延伸到文化、政治等各个子系统。此外，甘先生还注重社会系统演化的动态过程，从企业演化到产业升级再到国家历史发展，从中提取出社会演化动力，这些论述与他的系统分析一起构成了经济社会系统的动态演化框架。
       在前述那些研究里，无人不重视经济活动，却又很少有人把整个理论框架建立在经济体系之上。在迈克尔•曼看来，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分别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经济只是其中之一；而福山认为政治现代化的核心是有效国家、法制和民主问责制，经济基础同样让位于法律权力。在大多数学者看来，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在今天不言而喻，但要研究根本性问题的话，还要走得更远，需要追溯其历史本源。
       而甘先生走了另一条路。他的研究脱胎于系统论、进化论、企业理论、组织理论等，这既与他的出身背景以及实际工作经验有关，同时也是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学术界的一种反思。当年国门初开，众多学子求知若渴，尤其偏好能打通串联不同学科的知识，其中最受欢迎的知识就是系统论、控制论与信息论，简称“三论”。这三种理论颇为灵活，又有坚实的数学基础，因此得到广泛应用。
       但随着眼界渐开，大家对西方主流学术日趋熟悉，就纷纷陷入更深、更专门的学问之中。比如，信息论主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信息，可今天大家已有能力把信息和知识加以分类归纳，同时采用不断进步的计算机和数据库来处理信息，再不用抽象地讨论信息。久而久之，当今学界已很少有人再谈论这几门学问。而甘先生却坚持不懈，仍采用这些经典的系统化理论，辅以新兴发展的经济学知识，试图重构一套经济社会的系统理论。
       几十年过去，今天重构的系统理论当然与过去完全不同。我们今天对每个系统的边界、机制以及相互作用的关系，认识都要比过去充分得多。以企业理论而言，几十年前很难想象知识本身和知识的交流会对生产过程造成如此大的影响，足以称其为“新经济”。新经济和建立在新经济基础之上的企业实践，在许多地方都能对系统论的思考给予支持。所以甘先生这本书所采用的框架似旧实新，熟悉的概念背后被赋予了很多新的描述。
       当然，如此富有野心的一本书注定不可能面面俱到。甘先生详细论述了自己所采用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限于篇幅没能收入更多实证材料。据甘先生说，他的实证依据大约足可以再出一本书。我丝毫不怀疑这点，只是觉得再出一本书恐怕还是远远不够，可能需要许多本书才能有效地支撑起这本巨著。
       现在的《螺网理论》，甘先生自称是一本“演化图景”，我个人觉得更像是一本“理论大纲”。《螺网理论》一书比较详尽地分析了经济系统，从中可以看到，经济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而它在甘先生的理论框架中只是一个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相并列的小系统而已。每一个子系统都自成一格，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后又凝聚成更高层次的系统，此过程不断累加和变化。由于每个子系统都不同，人们需要对每个子系统加以研究，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现在讨论宏大叙事的欧美学者，即使跨界做研究也会小心翼翼，只能跨一小步，而且要用更大精力来论证这一小步的合理性。而甘先生的研究不受学科、流派的限制，显得不拘一格，常常在不同学科间自由跨越。也正因此，才使他能够走得如此之远。我为甘先生担心的一点是，每个子系统内部和之间的环节，一定还需要大量的实证工作做支持论证。在《螺网理论》一书中，甘先生论述的有些环节与目前学界的主流研究潮流不谋而合，而更多环节还是所谓的学术空白，有待未来的研究者开拓。而这些未完的实证工作之艰巨，数量之庞大，恐怕比甘先生想象得还要多。
       所以，尽管甘先生的这本著作开辟出了一整套社会经济理论，但却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阶段。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只是勾画出了整座经济学大厦的基本轮廓，至于这座大厦的细节描绘和具体建设工作，还有待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继续艰苦努力才能够最终完成”（参见《螺网理论》一书第57页）。通读整部《螺网理论》，从作者已经落实敲定的部分来看，论述十分精彩；而更多尚未来得及实证的结构，依据波普的证伪理论，目前尚不能称为科学，只能说是假设，其中可能还包含有矛盾和错误。但不管怎样，我们仍然应该为甘先生的勇气和努力喝彩！
       纵观历史，从柏拉图到亚当•斯密，从笛卡尔到休谟，人类学术的重大进步无不由独立学者推动。从这点来看，我认为，独立学者的求知精神才是社会经济演化的“根本动力”。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十年只写一本书
——甘润远先生新著《螺网理论》读后
曹 维
2016年9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甘润远先生的社会经济学著作《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通过与甘先生交流，我得知这是他“十年磨一剑”的心血结晶之作。甘先生不是体制内的学者（他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在学术机构做研究），他写作这本书既不为评定职称，也不为职业升迁，而纯粹出于追求知识和探索真理的兴趣。在当前中国学术学科化、职业化、功利化的大背景下，这种为知识为真理而探索的精神显得尤为可贵。
       作为一个热爱读书的人，我专门抽出时间认真阅读了这部近50万字的著作，读后很受启发。现将我读书后的几点感悟和心得分享给大家。
      
       一、系统思维，建构体系
       《螺网理论》一书以系统科学的哲学思维、生物进化论的基本范式和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来解释社会经济运行过程，整部书的结构、层次和论述逻辑显得新颖、生动而清晰。在我看来，甘润远先生的这部著作至少在两个方面值得我国经济学界关注和思考，第一是方法论的系统思维，第二是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体系。
       《螺网理论》应用系统思维来分析经济学，把经济学放在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在这部书中，甘先生应用复杂科学中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而不是使用简单的线性方法来分析经济学。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是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也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逐步展开的，研究经济现象也不能脱离相应的时间和空间这两个重要因素。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历史考察，甘先生指出：“社会经济系统与生物有机体类似，它也有其诞生、成长和演化的历史，研究经济现象不能脱离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是一门历史学科。”（参见《螺网理论》第50页）。从事经济学研究，不能像研究自然现象那样，用纯粹逻辑演绎或数理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实际上，经济现象与所有社会现象一样，都是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紧密相连的。也正因此，社会经济系统属于复杂系统，分析研究复杂系统应用复杂科学的方法将会更加科学合理。
       甘先生在这部书中指出，当前人类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包括人文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科学系统、法制系统、教育系统这六大系统，以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来观察，这六大系统之间并不是孤立无关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而当前的经济学主要分析研究了经济系统内部的生产活动，并没有完全梳理清楚经济系统与其他五大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目前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数理分析方法，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割裂了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将经济现象做孤立化、片面化、简单化的纯粹逻辑演绎。这种情况，就像在测量一个物体的大小时，人们对小数点前的数字都没估算准确，对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计算再精致又有什么意义呢？例如，北京到上海的距离大概是1270公里，如果这个数字估算不准确，比方说错误估计为1000公里，那么我们即使把北京火车站到天安门的距离精确算到2732.34米，其意义也是不大的，你不能说上海到北京天安门的距离是1002.73234公里！这样做，尽管结果看起来很精确，实则大错特错。甘先生的理论所构建的体系就是在解决“小数点前的数字”问题，而当前经济学界流行的很多数理研究其实就是在解决“小数点后的数字”问题。
       甘先生在这部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本书倡导以系统的、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来看待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致力于构建一个完整、全面、有序的人类社会演化图景。”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系统中经济系统运行规律的。从社会结构来看，经济系统是整个社会体系有机体的一个子系统，要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就必须要研究整个社会体系。这实际上是一种整体的世界观。如果我们头脑中没有一个科学的整体的世界观，那么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认识误区。所以，甘先生采取了综合方法，走的是“宏伟叙事”的路径，并建构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当前，无论是在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体，还是在大学校园中，人们都热衷于讨论经济学家排名、期刊排名、影响因子排名等，于是乎，学术论文满天飞，各种数理模型令人应接不暇。学者们因为身处分工日益细化的学术环境，往往满足于对一些“鸡毛蒜皮”事物的描述、探讨和分析。再加上中国对学者成绩评价标准的数量化倾向，导致人们只关心学者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发表在什么级别的期刊上等，却并不关心这些论文究竟与现实有多少联系，也不关心这些论文究竟触及了多少事物的本质。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研究中，谈到“宏伟叙事”，这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大家都在研究“其他条件不变的理想状态下”的一些小问题，而“宏伟叙事”式的综合研究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想法”。但是，甘先生的这部书却逆主流而行，摒弃还原论方法，而采取系统论方法，尝试跨学科综合研究并构建了自成一家的理论体系。这确实是值得我国学术理论界关注和借鉴的！
       二、主流经济学陷入了误区和危机
       当前，由于过细的学术分工和过度的数理分析，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已经陷入了片面化、孤立化和碎片化的认识误区和危机。而《螺网理论》一书却逆潮流而动，进行跨学科综合，建构了一套融合微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于一体的理论框架。《螺网理论》一书把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规律总结为分叉律、协同律、分形律和周期律这四大规律。其中，关于分叉律和和周期律，各国学者已经做过大量研究和论述，而这本书重点论述了协同律和分形律。在一定程度上，《螺网理论》一书的出版时间刚好可以说明人类学术范式转换的周期性。人类学术范式的转换与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都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如果我们把学术范式的转换周期简单地分为“和平时期”和“危机时期”（或者分为“夏季繁荣时期”和“冬季寒冷时期”），那么学术范式本身也体现出了周期性特征。在和平繁荣时期，各国学术界繁花似锦、五彩纷呈乃至过于浮华，而在危机寒冷时期，曾经风光的各种学说理论折戟沉沙、陷入困境，只有少数理论能够像梅花一样傲立寒冬。从理论本身的综合性、包容性和解释力来看，《螺网理论》一书恰好是一本能够在危机寒冷时期傲立寒冬的“梅花”。
       西方的经济学主流范式，本身呈现出“建构—解构”的周期性。目前的经济学主流范式，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如果不算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2008年的次贷危机，总体来说处于一个和平繁荣的时期。数学方法由于其严密性，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获得学术界的共识。物理学的巨大成功，使其成了科学之母。因此，在国际学术界，以至于没有公式的学科往往不被认为是完整的学科。当前，经济学主流的研究范式表现为逻辑演绎的建模和计量实证，这种研究范式由于学科越分越细从而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研究职位，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在大学中开设这类课程，对大学生来说也是一种不错的思维训练手段。但是，这种缺乏原创、没有风险的学术范式，对于解决大的时代危机却往往无能为力。这种情况，就像模拟炒股的优胜者到了真正的股市，研究模拟案例的商学院学生到了真正的市场，和平时期训练出来的士兵到了真实的战场一样，总是与复杂的社会现实相脱节！
       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基本上也沿袭了西方经济学的这种范式。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在最早出国留学的那一批人当中，有很多人的学科背景是数理化，出国后有些人又转学了经济学。这批留学生的优势在于数理逻辑和计量建模等方面，而相对来说，他们的思想能力和语言能力却相对比较弱。当这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他们往往就会把自己最擅长的学科知识、研究范式等带入他们就职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随着他们走上领导岗位，他们所倡导的研究范式也就成了中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所推行的基本研究范式。这就是我国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历史形成过程。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现代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在和平繁荣时期，这种经济学范式不会受到挑战，时间越长，这种范式所依托的群体越有可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只有重大危机事件才会对他们提出的经济理论形成挑战。而“危机”往往是突然来临的，它就像是一只人们没有预期到的“黑天鹅”。
       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范式包括实证主义、历史演化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社会批判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实证主义是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从研究范式的类型来看，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是以数理方法为主导的实证主义范式，而《螺网理论》一书则采用了历史演化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这两种范式。从哲学思维来看，当前西方经济学所采用的数理方法更多借鉴了物理学中经典力学的方法，其时空观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体系为参照系的，而《螺网理论》一书所借鉴的是复杂科学的系统论方法，其时空观则是以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体系为参照系的。从这一点来看，西方经济学主流的研究范式，其哲学基础已经落后了！
       自1838年法国经济学家A.古诺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以来，各国经济学家经过170余年的努力，如今数理经济学已发展成了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当前，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以数理分析见长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已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知道，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及其数学工具是无法解读社会经济体的有机性这样的复杂问题的。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所言：“如果把研究局限于一批采用最理想化假设的范围极小的理论问题，那么数理方法将是达到公式化结论的最合适工具。但是对于理论中其他抽象程度较低的问题来讲，在研究中采用数理方法将导致灾难。经济理论中大量的真理及其在重要的伦理和政治领域中的应用，都不是通过数理方法来证明的。”（参见经济学家杨春学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序二》）当前，西方经济学主流的研究范式表现为逻辑演绎的建模和计量实证。只要我们大致浏览一下经济学期刊就不难发现，当代经济学者们发表的大量论文都属于数理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其中的很多论文因为不触及现实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往往沦为“黑板经济学”和“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
       实证研究是当前主流经济学的共识，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了应用已有的工具，不惜采用完全不合理的假设，不惜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教条来裁剪社会现实，他们陷入了片面化、孤立化和碎片化的认识误区而不自知。由于没有遇到大的经济危机，主流经济学的错误就没有完全凸显出来。采用线性的、简单的物理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整体繁荣时期也许还可以，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尤其是2008年发生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还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就会处处捉襟见肘，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研究已经陷入了误区和危机！
       三、经济学家不应该讲道德吗？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曾写过一篇文章《“不道德”的经济学》（参见《读书》杂志1998年第6期），这篇文章开头指出经济学分析离不开道德规范，接着又指出这种“离不开”只是把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生的条件或约束，最后指出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建议或制度设计不依赖于道德水平的高低，而宁可假定人们在道德水平极低的前提下进行工作反倒更现实。在文章末尾，他写道：“我们不妨就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让人们去说话，走你自己的路。”
       樊纲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引起了极大争议。他的这句话本身应该放在一定的语境下去理解。也就是说，他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学科，而道德是规范化的，是众口难调的，很难精确化，如果要考虑道德因素的话，由于变量过于复杂，就没有办法进行实证研究。从方法论上来看，以樊纲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是把经济系统作为一个简单系统来对待的，即用线性的、简单的物理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学。而实际上，人类社会系统是个超级复杂的巨系统，作为其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也同样是个复杂系统。对于复杂系统，我们使用研究复杂问题的系统科学方法是比较恰当的，而如果依然使用线性的、简单的物理学方法来分析研究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螺网理论》一书将人类社会系统划分为由“人文系统、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等组成的表层结构和由“科学系统、法制系统和教育系统”等组成的深层结构，作者将信仰、道德因素放入了人文系统的深层结构中。如果采用《螺网理论》所提出的这一框架，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发现，“经济系统”中的因素（如经济行为主体“个人”）与“人文系统”中的因素（如“道德”）实际上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问题时，如果只考虑“经济系统”中的因素，而不考虑“人文系统”中的因素，就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识误区。而樊纲实际上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 * *
      
       按照甘先生的观察和认识，当前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突变”时期，世界历史又到了新的“轴心时代”，中国社会和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即将进入一个涌现新思想和新变革的伟大时代！在历史节点面前，我们需要更多跨学科、跨领域的博学通才，需要更多“为学术而生”的人，而不是“为学术而生存”“为学术而升官”的人。在新的历史机遇来临之际，期待更多有益于人类和谐、社会发展、文明提升的原创性思想理论诞生！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金融统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系统的经济学与偏执的基因
——简评甘润远专著《螺网理论》
陈军昌
据考古发现，我们人类祖先都来自非洲，人类祖先在不同时期陆续走向地球各个角落，因适应不同环境，最终演化成了不同的人种、民族、社会和国家。生物进化不仅改造人类身体外表，同时也改造着人类的基因，即所谓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在人类进化后的基因类型中，总有一些是能令人更喜欢“仰望星空”，使人更偏好于进行思考、研究和创新。拥有这类基因的人，也许偶得灵光即终成巨著，也许困扰一生却难悟混沌。这类人大多百折不回，甘享孤寂，润之若怡，远望时空，上下求索，痴心偏执。譬如：王阳明困顿在贵州龙场、马克思徘徊于大英博物馆、杨小凯辗转在湖南洞庭湖、居里夫人忙碌于实验室 … …
       也许，甘润远身上也有这种偏执的基因。《螺网理论》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是他十年磨一剑的痴心之作，全书近50万字，体现了他的心血、执着和追求。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偏好“仰望星空”，而且愿意低头做一些实事。他曾在位于深圳的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工作，后又到上海从事新闻出版、动画制作、基金管理等工作。
       有些人的学问是隐在骨子里、显在言行里、融在精神里的。这些人最终会把做学问、做事、做人统一起来，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甚至达到天人合一。这很难，需要天赋，也需要偏执。我认为，这种偏执出来的学问大多是真学问、是好学问。譬如，黄有光教授最初是以研究福利经济学而闻名世界的，他积极倡导以快乐作为效用指标，他本人就常常令自己快乐的大笑，他也常常乐于助人并让他人快乐。黄有光教授是经济学界知行合一的典范。据我观察，甘润远也正走在这条路上。
       《螺网理论》是一部多学科交叉的学术著作，倡导以系统的、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来看待整个世界，把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政治学融合，把微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融合，把企业系统、行业系统、产业系统以及国民经济系统融合，从一个大尺度的时空来理解人类社会演化和经济发展。作者反对单一变量决定论，强调多因素的合力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
       《螺网理论》一书的结构框架是从人类认识世界开始，强调整体与通才的作用，然后探讨“思维范式演变和哲学基础”，从而引出系统科学和进化论的哲学思想，阐述了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的基本层次，综合运用系统科学的哲学思维、生物进化论的基本范式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方法，总结了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四大规律（即分叉律、协同律、分形律和周期律）。随后，作者又分别从“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和“宏观—国民经济”这三个层次分析了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最后论述了国家与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演化图景。
       《螺网理论》一书“致力于构建一个完整、全面、有序的人类社会演化图景”。从研究方法来看，作者希望借鉴其他学科对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这是经济学说史中常有的一条理论创新道路。人类现有的所有理论知识都源自对同一客观世界的认知，不同的认知角度形成了不同的学科知识，不同的学科知识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嵌套、互补、协同演进等关系。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也是如此。经济学理论的每一次进展大多与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进展有关。例如，微积分数学、经典力学、生物进化论等理论都曾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发挥过重大影响。同时，经济学理论也会影响其他学科的发展。近代以来，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的被应用于其他学科，甚至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正因此，经济学的这种渗透甚至被人们称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
       系统论及其相关理论是20世纪人类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主要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超循环论、突变论和混沌学等理论，它们被应用于气象、地震、金融、经济、航空等领域。《螺网理论》一书将系统论及其相关理论的基本思想运用到经济学理论研究，这种尝试值得提倡。类似的研究工作，在国际学术界还有：德依（Day，R）研究非规则增长周期；鲍莫尔(Baumol)和夸得特(R.E.Quandt)用混沌模型研究利润与广告的关系；底考斯特（D.P.Decoster）和米契尔(D.W.Mitchell)研究货币动力系统混沌问题；索耶斯(Sayers)、巴雷特(Barnett)和弗兰克(Frank)等人都在股票、证券、期货、外汇交易等市场产生高频经济数据的经济活动中找到了低维混沌吸引子；青木昌彦研究社会与经济制度的嵌套演化等。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华人学者包括：陈平研究了经济混沌现象；黄登仕和李后强对经济系统中的分形特征作了较深入研究，并对香港黄金价格、深圳股市价格等进行了预测和实证研究；王春峰和康莉等利用混沌经济学和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通货紧缩的成因及发展趋势；沈华嵩提出了确认经济混沌的理论模型；杨小凯的《经济控制论初步》等。
       应该注意的是，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系统等理论不同于非线性规划，后者主要是数学理论的进展（杨小凯曾用之于研究分工结构），前者主要来源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新认识，尽管其中也借用了数学逻辑，但它们对经济学理论的变革意义更加深远。系统论及其相关理论很可能将导致经济学理论的又一次革命。
       关于《螺网理论》一书，我想与作者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商榷：
       1、通才与分工、专业化。作者强调通才的重要性，反对过度专业化。类似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提及。例如，他说工人在工厂流水线中被异化成一个个“部件”，离开了流水线，他们就啥也不是。可是，另一方面，恰恰是分工专业化导致了工业革命，是分工专业化提高了工厂的生产效率。专业化的作用最早由亚当•斯密提出，他发现工厂流水线的分工专业化可以极大提高生产效率，还发现在市场体系中“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也就是社会分工被“看不见的手”组织起来，形成市场整体的繁荣。所以，一般来讲，从大的时间尺度来看，一个社会越是发展，社会的分工专业化水平应该越高，专业被越分越细，专业知识也因此向海量发展。像古代那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晓很多学科的亚里士多德式的通才型人物，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出现了，反而是人工智能正在适应知识爆炸的当今社会。将来，出现人工智能通才的可能性将远远大于人类自身。
       2、社会系统的研究困境。假如将人类社会当做一个系统来研究，从整体论的角度是合理的，但是至少面临两个困境难以解决。一是人类社会的系统复杂性使得研究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尤其是社会系统还在不断变化中。否则，计划经济就不会失败。二是研究者不可能成为不影响研究目标的旁观者。因为研究者本身也是研究目标的一部分，研究者对于研究目标的影响会随着研究者的名望和能力的提高而加大，最后终将导致这样的研究失去客观性。所以，类似于量子力学中微观粒子的“测不准定理”也会在社会系统研究中重现。
       3、不同学科专业理论之间的和谐。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是理论创新的一种途径，但必须要高度重视理论间的差异，要注意新理论的自洽性。好比从别人身上移植器官，必须要高度重视排异反应。所有新理论的构建都应该有一个完整的范式，新理论的每个“部件”应该和谐一致。因为系统论及其相关理论现在还在不断发展中，所以借用其理论用于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也要注意自洽性问题。简单的把系统论及其相关理论的一些概念借用来构建一个新理论框架，看起来很新颖，但一定要把这些不同的“部件”真正锻打在一起，形成一个和谐的新框架，这样做无疑很难。《螺网理论》仅仅是在这条道路上刚刚出发。建议作者在构建数理研究范式方面再深入一些，这将有利于构建一个自洽的研究体系。
       最后，建议作者在两个方向上对《螺网理论》一书进行完善。一是跟进系统论及其相关理论的新进展，尤其要在非线性、人工智能和模拟技术等方面深入了解。新锐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一书中说“生物本身就是算法”，并描述了人类生物体如何在决策中体现算法。他说：“我们99%的决策，包括配偶、事业和住处等最重要的人生抉择，都是由各种进化而成的算法来处理的，我们把这些算法称为感觉、情感和欲望”。那么，我们的社会系统同样可以通过算法来研究，并借助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工具，应该能更好的研究社会这一复杂的有机系统。二是深入了解最新的经济学理论，加强数理逻辑的运用。对于以后的研究，建议不要定太大的题目，而是选取《螺网理论》中的某一个点深入研究下去，做到精深独到。
       （作者为江西省社保中心基金管理处副处长，经济学博士）
      

系统思维和全息视角下的经济学理论创新
——评述独立学者甘润远新著《螺网理论》
邱仰林
如何用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动力？市场与政府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应该如何调整产业结构？怎样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如何实现国民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都可以在独立学者甘润远的新著《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一书中寻找到比较科学的答案。
       2016年8月上旬的一个晚上，我与甘润远先生相识于上海外滩艺术馆的一次高端沙龙活动中。甘先生温文尔雅，多才多艺，他既是一个文化经济学者，也是一个作家，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一家企业的高管。他是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会员，也是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他毕业于大连交通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做过工厂技术员、报刊记者、网站主编、杂志总编、研究院及企业高管等。除了《螺网理论》以外，他还出版有传记评论《精神生活的孤独图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00年图说》、诗文集《春天的翅膀》等图书，还参与编撰过《创意经济学》、《个人财务策划》、《国际学术期刊运作实务》、《广东省公安志》等8部书籍。此外，他还撰写过一部科技专题电视片并获奖，全程监制过一部大型动画片，还策划过一个总面积2.2平方公里的旅游主题公园。
       在《螺网理论》一书中，甘先生应用系统科学的哲学思维、进化论的基本范式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方法，对传统经济学和社会学进行综合研究，把社会系统划分为人文、经济、政治、科学、法制、教育等子系统，探讨了这些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与社会进化的复杂关系，阐述了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其演化规律。《螺网理论》一书指出，人类社会系统演化发展普遍遵循四大规律——分叉律、协同律、分形律和周期律。其中，关于分叉律和和周期律，各国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已经做过大量研究和论述，而这本书重点论述了协同律和分形律。整部书渗透着系统思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作者所论述的“分形”，是指事物的部分与整体之间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其实，“分形”这一概念与物理学中所说的“全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觉得，用“全息”一词要更加通俗一些。可以说，全息视角是《螺网理论》一书最为独特的地方。这本书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新是，揭示出了从企业系统、产业系统到国民经济系统在一般结构方面的自相似性、层次性、嵌套性等全息特征！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甘先生经过研究后得出，社会系统具有整体的复杂性、运行的周期性、结构的全息性等显著特征，人类社会演化的总体图景是一张多维动力交织、螺旋式发展的“螺网图”。他所描绘的这个“螺网图”，令人印象深刻，颇具震撼力！我相信，这个“螺网图”及其所包含的思想必将会引起国内外众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和思考！
       关于《螺网理论》一书，如果说上面的概括显得有些抽象和笼统的话，那下面我们来摘引这部书中的部分精彩片段，再结合当前各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说明，读者将会领略到这部书的思想魅力所在。
       例如，在《螺网理论》第六章第三节“经济系统发展的动力结构”中，甘先生提到，“一国经济系统演化的直接外部动因，主要来自其国内环境中的人文、政治、科学、法制、教育等因素”；“一国经济系统演化的间接外部动因，主要来自国际环境中的人文、经济、政治、科学、法制、教育等因素，特别是来自与该国具有贸易、投资、信贷等经济联系的社会环境因素。”（参见《螺网理论》一书第183页）
       为解决现实世界各国的经济问题，甘先生在这部书中提出了以下一些简单而重要的观点：
       第一，从国民经济系统的外部环境来看，影响经济系统发展的一般性外部因素是需求和供给；第二，外部环境的需求因素是拉动经济系统发展的原始动力，外部环境的资源要素供给因素是经济系统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三，从长时段来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系统成长演化的过程，就是不断从外部环境中吸纳、内化、整合包含生产、产业、市场、分配、消费、知识、技术、制度、文化、教育等要素的过程；第四，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系统发展的内部因素，来自经济系统内部的生产、产业、市场、分配、消费、知识、技术、制度、文化、教育等要素，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因素来自经济系统中的产业体系和消费体系，在产业体系中的所有产业中，主导产业对经济系统的成长演化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第五，在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影响一国经济系统的总需求，实际上包括来自国内环境的国内总需求和来自国际环境的国外总需求两部分；影响一国经济系统的总供给，实际上也包括来自国内环境的国内总供给和来自国际环境的国外总供给两部分。
       关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关于如何调整产业结构等问题，甘先生也在《螺网理论》一书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指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除了需要市场进行自发调节以外，同时还需要政府进行主动调节”，“政府部门调节产业结构的总体方向是，保持产业成长的动力沿着‘消费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生产结构→交换结构→分配结构→国民收入增长→新消费结构’的路径良性循环”。根据《螺网理论》一书的基本观点，在当前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我国政府部门调节产业结构进而保持经济增长，应该从国内和国际这两个方面入手综合考虑，而不是仅仅只考虑国内的各种因素。
       面对京津冀地区时常出现的雾霾，面对多处出现的河流污染，面对化工企业造成的湖泊和土壤污染，甘先生在《螺网理论》一书中强调说，“在影响国民经济系统发展的外部因素中，人类社会的消费需求是无止境的，而外部环境对经济系统的资源供给却是有限的，特别是自然资源，它几乎是制约一个具体经济系统发展的最大边界。”这里所透露出的思想，与习近平主席曾经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不谋而合。如要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基本前提！有鉴于此，中国各地乃至全球各地都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
       如何实现国民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甘先生在《螺网理论》一书中指出，从经济系统的外部动力因素来看有两个途径，一是限制人类社会消费需求的过度膨胀，二是不断开发出新的可供人类社会利用的资源；从经济系统的内部动力因素来看，完善产业体系、交换体系、分配体系、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文化教育等因素的结构和功能，不断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发展水平，从而使人类社会在现有的资源供给条件下实现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对一个具体的国家系统来说，就需要这个国家中人文、经济、政治、科学、法制和教育等系统的相互协同、共同配合才能实现，而其中政治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参见《螺网理论》一书第185页）。
       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甘先生反对单纯用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科技决定论或者环境决定论等任何一种偏执一端的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进行片面化、线性化、简单化的解释。他在《螺网理论》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是由人文、经济、政治、科学、法制和教育等诸要素之间的“合力”共同决定的，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其中的主导因素（或主导力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变换之中。人类社会演化的总体图景是一张多维动力交织、螺旋式发展的“螺网图”！
       如何用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动力？市场与政府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应该如何调整产业结构？怎样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如何实现国民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都可以在独立学者甘润远的新著《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一书中寻找到比较科学的答案。
       2016年8月上旬的一个晚上，我与甘润远先生相识于上海外滩艺术馆的一次高端沙龙活动中。甘先生温文尔雅，多才多艺，他既是一个文化经济学者，也是一个作家，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一家企业的高管。他是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会员，也是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他毕业于大连交通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做过工厂技术员、报刊记者、网站主编、杂志总编、研究院及企业高管等。除了《螺网理论》以外，他还出版有传记评论《精神生活的孤独图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00年图说》、诗文集《春天的翅膀》等图书，还参与编撰过《创意经济学》、《个人财务策划》、《国际学术期刊运作实务》、《广东省公安志》等8部书籍。此外，他还撰写过一部科技专题电视片并获奖，全程监制过一部大型动画片，还策划过一个总面积2.2平方公里的旅游主题公园。
       在《螺网理论》一书中，甘先生应用系统科学的哲学思维、进化论的基本范式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方法，对传统经济学和社会学进行综合研究，把社会系统划分为人文、经济、政治、科学、法制、教育等子系统，探讨了这些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与社会进化的复杂关系，阐述了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其演化规律。《螺网理论》一书指出，人类社会系统演化发展普遍遵循四大规律——分叉律、协同律、分形律和周期律。其中，关于分叉律和和周期律，各国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已经做过大量研究和论述，而这本书重点论述了协同律和分形律。整部书渗透着系统思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作者所论述的“分形”，是指事物的部分与整体之间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其实，“分形”这一概念与物理学中所说的“全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觉得，用“全息”一词要更加通俗一些。可以说，全息视角是《螺网理论》一书最为独特的地方。这本书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新是，揭示出了从企业系统、产业系统到国民经济系统在一般结构方面的自相似性、层次性、嵌套性等全息特征！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甘先生经过研究后得出，社会系统具有整体的复杂性、运行的周期性、结构的全息性等显著特征，人类社会演化的总体图景是一张多维动力交织、螺旋式发展的“螺网图”。他所描绘的这个“螺网图”，令人印象深刻，颇具震撼力！我相信，这个“螺网图”及其所包含的思想必将会引起国内外众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和思考！
       关于《螺网理论》一书，如果说上面的概括显得有些抽象和笼统的话，那下面我们来摘引这部书中的部分精彩片段，再结合当前各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说明，读者将会领略到这部书的思想魅力所在。
       例如，在《螺网理论》第六章第三节“经济系统发展的动力结构”中，甘先生提到，“一国经济系统演化的直接外部动因，主要来自其国内环境中的人文、政治、科学、法制、教育等因素”；“一国经济系统演化的间接外部动因，主要来自国际环境中的人文、经济、政治、科学、法制、教育等因素，特别是来自与该国具有贸易、投资、信贷等经济联系的社会环境因素。”（参见《螺网理论》一书第183页）
       为解决现实世界各国的经济问题，甘先生在这部书中提出了以下一些简单而重要的观点：
       第一，从国民经济系统的外部环境来看，影响经济系统发展的一般性外部因素是需求和供给；第二，外部环境的需求因素是拉动经济系统发展的原始动力，外部环境的资源要素供给因素是经济系统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三，从长时段来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系统成长演化的过程，就是不断从外部环境中吸纳、内化、整合包含生产、产业、市场、分配、消费、知识、技术、制度、文化、教育等要素的过程；第四，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系统发展的内部因素，来自经济系统内部的生产、产业、市场、分配、消费、知识、技术、制度、文化、教育等要素，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因素来自经济系统中的产业体系和消费体系，在产业体系中的所有产业中，主导产业对经济系统的成长演化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第五，在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影响一国经济系统的总需求，实际上包括来自国内环境的国内总需求和来自国际环境的国外总需求两部分；影响一国经济系统的总供给，实际上也包括来自国内环境的国内总供给和来自国际环境的国外总供给两部分。
       关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关于如何调整产业结构等问题，甘先生也在《螺网理论》一书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指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除了需要市场进行自发调节以外，同时还需要政府进行主动调节”，“政府部门调节产业结构的总体方向是，保持产业成长的动力沿着‘消费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生产结构→交换结构→分配结构→国民收入增长→新消费结构’的路径良性循环”。根据《螺网理论》一书的基本观点，在当前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我国政府部门调节产业结构进而保持经济增长，应该从国内和国际这两个方面入手综合考虑，而不是仅仅只考虑国内的各种因素。
       面对京津冀地区时常出现的雾霾，面对多处出现的河流污染，面对化工企业造成的湖泊和土壤污染，甘先生在《螺网理论》一书中强调说，“在影响国民经济系统发展的外部因素中，人类社会的消费需求是无止境的，而外部环境对经济系统的资源供给却是有限的，特别是自然资源，它几乎是制约一个具体经济系统发展的最大边界。”这里所透露出的思想，与习近平主席曾经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不谋而合。如要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基本前提！有鉴于此，中国各地乃至全球各地都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
       如何实现国民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甘先生在《螺网理论》一书中指出，从经济系统的外部动力因素来看有两个途径，一是限制人类社会消费需求的过度膨胀，二是不断开发出新的可供人类社会利用的资源；从经济系统的内部动力因素来看，完善产业体系、交换体系、分配体系、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文化教育等因素的结构和功能，不断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发展水平，从而使人类社会在现有的资源供给条件下实现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对一个具体的国家系统来说，就需要这个国家中人文、经济、政治、科学、法制和教育等系统的相互协同、共同配合才能实现，而其中政治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参见《螺网理论》一书第185页）。
       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甘先生反对单纯用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科技决定论或者环境决定论等任何一种偏执一端的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进行片面化、线性化、简单化的解释。他在《螺网理论》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是由人文、经济、政治、科学、法制和教育等诸要素之间的“合力”共同决定的，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其中的主导因素（或主导力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变换之中。人类社会演化的总体图景是一张多维动力交织、螺旋式发展的“螺网图”！
       如何用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动力？市场与政府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应该如何调整产业结构？怎样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如何实现国民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都可以在独立学者甘润远的新著《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一书中寻找到比较科学的答案。
       2016年8月上旬的一个晚上，我与甘润远先生相识于上海外滩艺术馆的一次高端沙龙活动中。甘先生温文尔雅，多才多艺，他既是一个文化经济学者，也是一个作家，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一家企业的高管。他是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会员，也是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他毕业于大连交通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做过工厂技术员、报刊记者、网站主编、杂志总编、研究院及企业高管等。除了《螺网理论》以外，他还出版有传记评论《精神生活的孤独图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00年图说》、诗文集《春天的翅膀》等图书，还参与编撰过《创意经济学》、《个人财务策划》、《国际学术期刊运作实务》、《广东省公安志》等8部书籍。此外，他还撰写过一部科技专题电视片并获奖，全程监制过一部大型动画片，还策划过一个总面积2.2平方公里的旅游主题公园。
       在《螺网理论》一书中，甘先生应用系统科学的哲学思维、进化论的基本范式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方法，对传统经济学和社会学进行综合研究，把社会系统划分为人文、经济、政治、科学、法制、教育等子系统，探讨了这些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与社会进化的复杂关系，阐述了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其演化规律。《螺网理论》一书指出，人类社会系统演化发展普遍遵循四大规律——分叉律、协同律、分形律和周期律。其中，关于分叉律和和周期律，各国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已经做过大量研究和论述，而这本书重点论述了协同律和分形律。整部书渗透着系统思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作者所论述的“分形”，是指事物的部分与整体之间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其实，“分形”这一概念与物理学中所说的“全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觉得，用“全息”一词要更加通俗一些。可以说，全息视角是《螺网理论》一书最为独特的地方。这本书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新是，揭示出了从企业系统、产业系统到国民经济系统在一般结构方面的自相似性、层次性、嵌套性等全息特征！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甘先生经过研究后得出，社会系统具有整体的复杂性、运行的周期性、结构的全息性等显著特征，人类社会演化的总体图景是一张多维动力交织、螺旋式发展的“螺网图”。他所描绘的这个“螺网图”，令人印象深刻，颇具震撼力！我相信，这个“螺网图”及其所包含的思想必将会引起国内外众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和思考！
       关于《螺网理论》一书，如果说上面的概括显得有些抽象和笼统的话，那下面我们来摘引这部书中的部分精彩片段，再结合当前各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说明，读者将会领略到这部书的思想魅力所在。
       例如，在《螺网理论》第六章第三节“经济系统发展的动力结构”中，甘先生提到，“一国经济系统演化的直接外部动因，主要来自其国内环境中的人文、政治、科学、法制、教育等因素”；“一国经济系统演化的间接外部动因，主要来自国际环境中的人文、经济、政治、科学、法制、教育等因素，特别是来自与该国具有贸易、投资、信贷等经济联系的社会环境因素。”（参见《螺网理论》一书第183页）
       为解决现实世界各国的经济问题，甘先生在这部书中提出了以下一些简单而重要的观点：
       第一，从国民经济系统的外部环境来看，影响经济系统发展的一般性外部因素是需求和供给；第二，外部环境的需求因素是拉动经济系统发展的原始动力，外部环境的资源要素供给因素是经济系统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三，从长时段来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系统成长演化的过程，就是不断从外部环境中吸纳、内化、整合包含生产、产业、市场、分配、消费、知识、技术、制度、文化、教育等要素的过程；第四，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系统发展的内部因素，来自经济系统内部的生产、产业、市场、分配、消费、知识、技术、制度、文化、教育等要素，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因素来自经济系统中的产业体系和消费体系，在产业体系中的所有产业中，主导产业对经济系统的成长演化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第五，在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影响一国经济系统的总需求，实际上包括来自国内环境的国内总需求和来自国际环境的国外总需求两部分；影响一国经济系统的总供给，实际上也包括来自国内环境的国内总供给和来自国际环境的国外总供给两部分。
       关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关于如何调整产业结构等问题，甘先生也在《螺网理论》一书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指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除了需要市场进行自发调节以外，同时还需要政府进行主动调节”，“政府部门调节产业结构的总体方向是，保持产业成长的动力沿着‘消费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生产结构→交换结构→分配结构→国民收入增长→新消费结构’的路径良性循环”。根据《螺网理论》一书的基本观点，在当前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我国政府部门调节产业结构进而保持经济增长，应该从国内和国际这两个方面入手综合考虑，而不是仅仅只考虑国内的各种因素。
       面对京津冀地区时常出现的雾霾，面对多处出现的河流污染，面对化工企业造成的湖泊和土壤污染，甘先生在《螺网理论》一书中强调说，“在影响国民经济系统发展的外部因素中，人类社会的消费需求是无止境的，而外部环境对经济系统的资源供给却是有限的，特别是自然资源，它几乎是制约一个具体经济系统发展的最大边界。”这里所透露出的思想，与习近平主席曾经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不谋而合。如要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基本前提！有鉴于此，中国各地乃至全球各地都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
       如何实现国民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甘先生在《螺网理论》一书中指出，从经济系统的外部动力因素来看有两个途径，一是限制人类社会消费需求的过度膨胀，二是不断开发出新的可供人类社会利用的资源；从经济系统的内部动力因素来看，完善产业体系、交换体系、分配体系、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文化教育等因素的结构和功能，不断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发展水平，从而使人类社会在现有的资源供给条件下实现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对一个具体的国家系统来说，就需要这个国家中人文、经济、政治、科学、法制和教育等系统的相互协同、共同配合才能实现，而其中政治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参见《螺网理论》一书第185页）。
       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甘先生反对单纯用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科技决定论或者环境决定论等任何一种偏执一端的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进行片面化、线性化、简单化的解释。他在《螺网理论》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是由人文、经济、政治、科学、法制和教育等诸要素之间的“合力”共同决定的，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其中的主导因素（或主导力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变换之中。人类社会演化的总体图景是一张多维动力交织、螺旋式发展的“螺网图”！
      
       在螺网图中，十个维度分别是：①生态优化；②资源利用；③人文系统；④科学系统；⑤经济系统；⑥法制系统；⑦政治系统；⑧教育系统；⑨社会发展；⑩文化进化。在这个图中，从小到大的五个同心圆圈分别表示人类社会在原始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和未来时代所达到的文明程度；从第二个圆圈起，每一维轴开始出现较细小的分支，这些细小分支进一步分叉，从而形成更细小的分支，这些分支或分叉表示社会的分工或分化现象。社会系统发展的分工与协同、分层与分化、渐变与突变等机制，都可以比较形象地从这幅图中展示出来。上面的螺网图，以简化而形象的方式描述了人类社会的演化历史，这幅图对于人们认识社会进化机制、重新整合碎片化的知识体系，对于指导社会实践活动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参见《螺网理论》一书第294—295页）
       《螺网理论》一书所阐述的整体的、系统的世界观，对各国政府的国际战略决策及宏观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各国的国际政策十分需要相互协同，只有各国的政策能够相互协同，人们才能找到全球经济复苏的路径，最终才能使全球经济良性发展！而在处理国内事务中，在推动社会发展时，不能仅仅考虑经济系统的问题，而是应该把人文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科学系统、法制系统和教育系统等联系起来考虑，同时把国内与国外的总需求和总供给联系起来考虑，从而综合制定社会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
       以上只是对《螺网理论》一书浮光掠影式的评述，实际上，这本书所涉及的学科众多、知识十分丰富，作者不但将系统论、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思想应用于社会系统的具体分析中，而且还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理论要义熔于一炉，这本书可谓为读者奉献了一桌包含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思想盛宴。
      
       （作者为中国总部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总部经济课题组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