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既以“丝绸之路”为题，自当略述“丝绸之路”的含义，至少，规定一下“丝路”在本书中的大致含义。
“丝绸之路”最初只是学术界在较小范围内使用的一个术语，并不具有严格的定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广泛，“丝绸之路”越来越成为一个普及性和大众化的词汇，乃至在21世纪10年代中叶频繁地出现在中国政府和大众媒体的文件和文章中，它由于涉及国际经济建设和文明交流的丰富内涵，故几乎变成妇孺皆知的名称。这恐怕是当初创造该术语的学者始所未料的。
有关“丝绸之路”一名的最早出现，当追溯到19世纪著名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东方之行及其相关著述。他在60年代和70年代曾经两度前来中国等远东地区考察，特别是第二次考察，花费了四年的时间，走遍了中国的十多个省区。此后，李希霍芬便着手撰写有关中国的研究巨著，前后经历数十年，总计五卷的名为《中国》的书在他去世之后才完成全部出版工作China: The results of My Travels and the Studies Based Thereon.其撰写和出版时间始自1877年，终于作者逝世（1905年）之后的1912年，在这漫长的数十年间，完成了全书共计五卷的正文和两卷地图集的正式出版。。
古代中国（特别是唐代以前）与欧亚大陆上其他地区的交往，主要通过发自中国西北地区的陆上交通道进行，而中原王朝输出的物质产品，则以具有悠久历史的优质丝绸为主体。因此，李希霍芬便将这些漫长的陆上交通道形象地称之为“丝绸之路”。由于他的母语是德语，故德文的Seidenstrasse和英文的Silk Roads也就往往并称于世了。
李希霍芬所谓的“丝绸之路”大体上归纳了古代中国的西北交通道，即发自渭水流域，经过“西域”（今新疆地区），前赴“中亚”（狭义的“中亚”，指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再由此分赴南亚、咸海和里海之北的中央欧亚，包括伊朗在内的西亚，最终抵达叙利亚，乃至再从叙利亚经地中海水路而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或意大利的罗马等地。
不过，嗣后随着“丝绸之路”名称在学术界和大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它在古代乃至现代文明中的重要意义的彰显，它所涵盖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广，定义日趋完善。大体而言，被普遍认可的分类是“两大类、三大干线”，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大类；“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和“海上丝路”三大干线。当然，“三大干线”是包括在“两大类”之内的。在此则略为介绍一下三大干线：所谓的“草原之路”大体是指从黄河流域以北通往蒙古高原，经西伯利亚大草原，抵达咸海、里海、黑海北岸，乃至更西的东欧地区的交通道；由于它们主要经过游牧人活动的草原地区，故称草原之路。所谓的“绿洲之路”大约是指发自华北，经河西地区、塔里木盆地，再经中亚而赴西亚、小亚等地，或者南下南亚各地的交通道；由于它们多数经过沙漠绿洲地区，故称“绿洲之路”。至于“海上丝路”，则是发自中国沿海地区，经今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等国，抵达红海、地中海以及非洲东海岸等地的海洋航路，故称“海上丝路”。
当然，近年来又有另一种“三大丝绸之路”之说，即是所谓的“西北丝绸之路”（经由中国西北方出境的陆道的总称）、“海上丝绸之路”（发自中国南部沿海，通往东南亚乃至西亚、北非等地的“南方”水路和发自东部沿海，通往日本的“东方”水路），以及“西南丝绸之路”。最后一名用以指称始发和途经今中国西南地区的陆上交通道，贯穿四川、云南等地，经由缅甸出境，再联接印度、中亚诸地。
尽管诸说不一，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指一条或者几条交通道，实际上是泛指古代亚洲、欧洲、非洲之间频繁往来的交通网络。易言之，只要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或密或疏地分布着这类交通网络。正因为如此，古代居民通过这些交通网络交流的物质显然远远不止“丝绸”一项，并且，在某些网络中，丝绸很可能只占据着交易物品的一小部分，甚至根本不存在丝绸交易。尽管如此，它们仍然被称为“丝绸之路”，甚至，有些学者所谓的“陶瓷之路”“大黄之路”“麝香之路”等等，也可包含在广义的“丝绸之路”内。
所以，今天的“丝绸之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交通道路概念，也远远越出了“丝绸”单项交流的概念；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实际上代表了古代中国与“域外”，或者“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乃至人口等方面全方位交流的内容。至此，我们若谓古代的“丝路历史”大体上相当于古代的“中外交流史”，恐怕离事实也不远了。
笔者在此作这样的陈说，无非是想指出，本书将要谈论的中外交流的方方面面，不妨都归之于“丝绸之路”的古代史事。我的学术专业是“古代中外关系史”“古代中亚史”，显而易见，这些领域与“丝绸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曾经撰写的百来篇论文，谈到古代中外的物质交流，如论及域外骏马与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关系；古代中国丝绸输出的特点和影响。还曾论及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如分析“和亲”政策的缘由、方式与作用；突厥人在世界中古史上的作用等。又曾论及丝绸之路上的特殊角色粟特人，讨论粟特人对于中古中国之经济、文化、宗教，乃至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巨大影响。最后，我更多地谈论了丝绸之路上宗教文化传播的问题，重点研究了东传的摩尼教。
多年来，我所讨论的这些专题，虽然分布的范围不能算是太窄（例如，兼及了丝绸之路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文明交流活动的主体“西胡”与“北胡”的研究、丝路交通地理的考证、古代夷教的传播过程与影响，以及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中外交往），但是，毕竟不能视作是对丝路古史的系统研究，因此，本书的标题姑以“散论”名之，以区别于全面和系统的探讨。
说句“敝帚自珍”的话，我的这些“散论”虽然不敢讲业已形成“权威结论”或者“铸成铁案”，却也不乏创新之见，有些看法亦颇获同仁们的赞同和响应。所以，我在本书中酌情地予以论释和介绍，或许会给读者诸君若干启发，使得他们对于古代丝路上发生的某些历史事件获得更接近事实真相的认识，乃至偶或产生“灵光乍现”之感；当然，即使读者只对丝路古史获得一些普通的知识，收到“管中窥豹”的效果，我也十分满足了。
以此篇幅不大的书，贡献给热衷于探讨丝路古史的读者。敬祝诸君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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