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长河中流淌着诗禅的精神
李法然

       禅宗文学是周裕锴先生治学的重心所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陆续著有《中国禅宗与诗歌》《文字禅与宋代诗学》《禅宗语言》《百僧一案》《禅宗语言研究入门》　等一系列专著、论文集及相关学术论文。禅宗与文学的关系是治唐宋文学无法回避的问题。诚如周先生在《中国禅宗与诗歌》后记中所说：“我在探讨黄庭坚（个人）、江西诗派（流派）和宋诗（时代）艺术风格时，就深感离开诗禅关系的研究，很多诗学问题是难以深入下去的。”因此，上述著作，不但是禅宗文学领域的重要成果，也惠及治唐宋文学，特别是唐宋诗学的学人。
       日前，复旦大学出版社将出版较早，市面上已一书难求的三部专著　《中国禅宗与诗歌》《文字禅与宋代诗学》《禅宗语言》编入“周裕锴禅学书系”予以出版。笔者拟借此机会，以《中国禅宗与诗歌》为中心，略陈读后之感。
      
       宗风与诗史同步发展
      
       本书特别注重诗禅相互影响的历时性发展，这一点，周裕锴在《前言》中便已经言明：“本书尽可能沿着这条长河顺流而下，寻幽访胜，阐明不同时期禅宗与诗歌相互融合的主要特点，从历史发展中把握诗禅精神。”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这一点便有十分明显的体现。此章以“禅学的诗意”为题，从思维、指向、表现形式、语言方式等方面，论证禅与诗的相通之处。同时，这些层面的排布，正符合了禅宗发展的过程。从“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早期禅宗，到北宗、南宗的渐修顿悟之别；从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的提出，到呵佛骂祖之风的盛行，再到晚唐五代五宗并立，公案、语录、机锋的流行乃至宋代“默照禅”、“看话禅”的提出。可见，此章在分类论述的过程中，加入禅宗发展的时间脉络，避免了分类过程中割裂历史的危险，使纵向的时间线索与横向的分类体系在此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本书的落脚点在于“展示中国诗学的演进规律及其民族特征”。因而，注重诗禅相互影响的历时性发展的特点，也落实在了诗歌史方面，即以诗禅相互影响的视角重新建构和解释诗歌发展的历程。如第三章开篇便概括了禅宗影响下诗歌的发展历程：“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一下禅宗史和诗歌史，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禅宗和诗歌发展的轨迹几乎是同步的，禅宗源于南朝，梁、陈之际流行，唐诗也是从南朝永明体蜕变而来，近体诗于梁、陈间萌芽；至唐统一天下，禅宗兴起，静观默照的北宗在开元、天宝间红极一时，不立文字、顿悟成佛的南宗在至德以后宗风大盛，唐诗也蔚为一代文学精华，由初唐的物象繁缛而变为盛唐的兴趣悠远；　晚唐五代禅宗各家门庭严峻，接引方式繁多，诗也讲究各种诗法格律，宋代禅宗变为‘文字禅’，宋诗也有‘以文字为诗’的倾向；明代出现一股‘狂禅’之风，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诗论中　‘童心说’、‘性灵说’的提出和流布。”并断言：“探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诗人对禅学思想的吸收情况，对于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演变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之后第三章乃至第四、第五、第六章的论述，都是围绕这段话进行的。
       除勾勒禅宗影响下的诗歌发展历程外，本书还以诗禅相互影响的视角回应了一些诗歌史上的重大问题。如第四章论述禅宗静观默照影响下盛唐诗中王孟胜境的形成，第五章论述宋代“文字禅”影响下的“以文字为诗”。而两章放在一起，分明是诗歌史上诗分唐宋这一重大命题。
       正如第五章结尾总结道：“由于唐、宋诗人接触的禅宗法门不同，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唐诗追求意境，宋诗讲究活法；唐诗重神韵，故空灵，宋诗重机趣，故活泼；唐近禅诗人好习禅静坐，观照冥想，自见水流花开之妙境，宋近禅诗人好参究公案，研习灯录，自悟话头句下之机关。”又如第七章第一节讨论禅宗影响下诗歌题材的山林化，辨析了禅宗影响下的山水诗与“物各自然”的道家观念下的山水诗之异同，认为“道家‘物各自然’的思想激发了人们对自然山水的兴趣，但这是探究天理的兴趣，因而很容易把山水视作思辨的对象”。而在禅宗的影响下，“既然自然景物本身就是佛性的体现，那么也就再也不必把物质的山水自然还原为形而上的玄学义理，因为描写景物本身就意味着表现佛理”。因而“剔除玄言思辨的全景描写的纯山水诗，不是出现在晋、宋之际，而是肇端于梁、陈禅学流行之后，并在兼习南北宗的王维那里达到极致”。再如第九章第一节讨论诗禅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仍以魏晋玄言诗为参照，认为禅宗影响下的诗歌“摒弃了玄学的思辨色彩，更进一步把‘物化’的境界本体化了。参禅过程中梵我合一的体验，也更深刻地契合无我双遗的审美体验”。因此只是因为禅宗的影响，中国人超功利的审美意识才转化为纯审美的诗。
       无论是诗分唐宋，还是山水诗、审美诗的发生、演变，都是诗歌史上不可回避的话题，前人也进行过大量的研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观点。而本书则从诗禅相互影响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应，给出了独到且系统的解释。
       从禅宗宗风的历时性变化，到诗歌史上诗风的历时性变化，本书揭示出宗风与诗史发展的同步性，为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新的可能。
      
       文字是诗禅融合的中介
      
       宗风与诗史何以建立起联系？周裕锴在《文字禅与宋代诗学》　的前言中给出了答案：“可以说，‘文字’　是诗与禅最终融合的唯一中介。换言之，诗与禅其他相似的内在机制，如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思维方式的非分析性、肯定和表现主观心性等，只提供诗禅融合的可能性，而二者相似的语言表达方式才将可能性真正转化为现实性。”因而，本书揭示禅宗与诗歌发展的同步性，就势必涉及对禅宗与诗歌语言的分析。
       然而，这项工作是困难且危险的。禅宗讲求“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诗的精妙之处在于混融一片不可言说的意境。但是，这项工作又势在必行，不仅因为上述揭示诗禅同步性的需要，还因为无论是诗还是禅，一旦进入研究领域，就必须加以言说。如本书《前言》所说：“我有这样的信念：完全可以通过诗和禅留下的语言符号，去剥开其物质外壳下包藏着的精神内核，去发掘其表层结构下覆盖着的深层结构。诚然，对语言符号的剖析难免有‘死于句下’、‘堕入理障’之嫌，难免会丧失诗和禅某些精妙的东西，但总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搪塞要真诚切实一点，何况这种剖析或许还能揭示出禅师和诗人都尚未自觉到的精彩内容呢！”
       试举一例。本书第四章第三节，拈出司空图所言“澄澹精致”、“趣味澄夐”，讨论禅宗影响下王孟诗派所形成的诗境：“‘澄’　是意象的直接鲜明，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夐’是意境的含蓄深远，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澹’是思虑的消解，妙处不关言语意思；‘精致’则是把冲淡的心境纳入诗的格律中，语言精工而不露斧凿痕。”之后又分四点讨论王孟诗派深远意境中语言指向的空虚悠远、意象传达出的感受的微妙精深以及不做言说留下的空白与回味。诗境本难言说，其虚处更难。而周先生在此并未满足于以古人笼统的感悟式的批评话语带过，而是借此为跳板，落实每个字的具体指向，进而将诗境中最为幽微深远之处论述得条分缕析。
       正如本书在讨论晚唐苦吟诗时提到：“难以言传，又必须言传，没有语言能企及，又必须用语言去企及。这种痛苦和困惑促进了晚唐五代的苦吟派对各种诗法格律的探讨。”突破语言的障碍，对诗禅语言符号加以剖析，以期发觉其深层结构和精神内核，不仅要有坚定的信念，也要有高超的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书在方法上，借鉴了比较文学的影响与模仿研究和平行研究。本书揭示出禅宗发展历程与诗歌史的同步关系，也得益于这种方法的引入。总之，破解语言密码的信念与勇气，加之高超的技法与非凡的识力，共同造就了本书中对诗歌、禅宗语言符号的精彩剖析，使得原本说不出、说不破的神秘体验得到了清晰的呈现与表达。宗风与诗史的关系，也经由文字建立起来。
      
       诗与禅的创新之旅
      
       本书的价值还可以放在整个禅宗文学研究史的背景中进行观察。首先是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创新之处。如周裕锴在《后记》中所说，本书之作，正是有感于前人著作“有的只注意宏观的美学把握，有的只注意微观的诗人研究，尽管偏师取胜，精彩迭出，却仍有缺乏全方位出击的遗憾。而有的偏师甚至成了偏激，牵强附会，断章取义，带来理论上的混乱”。因此，本书的论述过程中时刻兼顾体大与思精。宏观的理论建构背后，是微观的个案研究，同时后者又是推动前者进行的重要动因。例如第六章讨论禅宗影响下诗歌自由的性灵抒发这一宏观问题时，敏锐地抓住寒山、白居易、苏轼、杨万里、李贽、袁宏道、袁枚等一系列这一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加以细致入微的分析论证，以点带面，使由唐至清千余年间诗歌中独抒性灵的发展历程，在一个个个案的带动下，清晰明朗，有条不紊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除写法外，在具体内容方面，本书也不乏创新之处。尤为突出的一点在于关注到禅与诗的双向渗透。正如霍贵高所说，本书“真正是从‘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双向互动的关系来进行研究，分析禅宗与诗歌相互渗透和影响”。这一点突出体现在第二章第一节。其中指出：“学术界一般都只注意到偈颂问题对诗坛的影响，如带来诗风的通俗化、哲理化等，却忽视了诗对偈颂的反馈作用，以及在此后面蕴藏着的诗的审美特质对禅的渗透。”本节即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从禅师引用诗句说法、禅师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以及偈颂风格的演变三个方面揭示出诗对偈颂的渗透，并从世俗化、文学化、典范化三个方面论证诗在赋予偈颂形式的同时赋予禅的精神内容。此说发前人未道之隐，并由此上升到禅宗中国化的进程，具有了思想史意义。
       本书是周先生的第一部禅宗文学研究专著。因而在继往之外，开来的意义尤为重要。此后，周裕锴的很多禅宗文学研究中都能看到此书的影响。如本书第五章言道：“到了北宋中叶，《传灯录》已成为士大夫案头的重要书籍。一时文坛巨匠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俱耽悦禅理，究心公安，禅语、禅趣，禅法，一并驱遣入诗，竟开辟出古典诗歌的另一新境界——宋诗的境界，这境界不在于空灵的意境追求，而在于机智的语音选择。”《文字禅与宋代诗学》正是发展了“文字”沟通诗与禅的重要作用，围绕着宋代兴起的“文字禅”与“以文字为诗”展开论述的。如周裕锴自己所说：“先是中国古代诗与禅的关系吸引了我，于是花两年时间完成《中国禅宗与诗歌》；后来又师从项楚教授，以《文字禅与宋代诗学》为博士论文选题，将诗禅的相互影响更进一步具体化、细节化。然后接受了张节末博士的建议，将博士论文中涉及语言的部分深化拓展，撰成《禅宗语言》一书。”
       除此之外，在之后的一些研究中，周裕锴也对此书中的一些观点有所修正。如本书第四章第五节，谈到严羽“兴趣说”时提到：“严羽明确地把诗歌的理想境界定于盛唐以前，表面上看，他还是推崇李白、杜甫的，认为诗之极致是‘入神’，‘惟李、杜得之’，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勾勒的盛唐人的诗歌艺术境界却接近王、孟一派。”并与王士禛的“神韵说”对举。而到了《<沧浪诗话>的隐喻系统和诗学旨趣新论》（《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一文，则明确提出：“‘兴趣’的意思是以‘意兴’、‘兴致’作为写诗的‘趣味’，即‘感兴的趣味’，与神韵、意境无关，因而提倡‘惟在兴趣’与推崇李杜诗完全对应，毫无矛盾之处。”“‘羚羊挂角’、‘空中之音’　等等禅语只是关于语言文字在显示意义的澄明性方面的隐喻，并非提倡冲淡空灵，与‘王孟家数’无关。”但必须同时指出，《新论》得以纠正前说，在于严格辨析“以禅喻诗”和“以禅入诗”，而这样的辨析已见诸此书。因此，即便是结论上有所修正，方法上却仍然可以看出此书的影响。本书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也可见一斑。
       　　
       本文原载《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