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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企言著述三种
作者：
 沈扬 整理
定价：
85 元
页数：
344页
ISBN：
978-7-309-17695-7/I.1422
字数：
235千字
开本：
32 开
装帧：
平装
出版日期：
202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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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前言
      
       周葆貽（1866—1938），字企言，又字怡厂，以字行，著名經濟學家、語言學家周有光（1906—2017）之父。父周錦康（1838—1876），母左蕙生（1839—1920）。周母出身陽湖望族，係名宦兼詞人左輔的女孫。周葆貽少孤，端賴左氏躬親教養，研讀經典，兼習文翰，據金武祥《詩經全部分類集對序》曰：“周君少孤，太夫人左氏爲吾邑名宦仲甫中丞女孫，嫻文翰，識大體，延良師教子，夜則篝燈課讀，卒以成名。”周葆貽在《企言隨筆》中亦謂，“余少孤，母命予一意求學，不以家務紛心”，可以説，“母教”對周葆貽學問的養成、道德的塑造以及人生選擇都起到關鍵影響。周葆貽以孝義聞名於鄉里，在母亲八十壽誕的慶典上，親自捧觴，效萊舞爲母祝壽，戚友稱許。左氏晚患風痺，經年卧病在牀，却叮囑周葆貽以事業爲重，勿效古人之愚孝。後經友人開導，周葆貽思量再三，毅然擱置工作，退歸鄉里，侍藥牀前，“衣不解帶者兩年八月有半，嘗藥滌溺皆爲之”（金武祥《企言詩詞集序》），毫無怨言。
       周葆貽生於清季，少參舉業，却屢試不第，最終以諸生身份仕於浙江，頗有政績，考核名列前茅。1885年，轉任埭溪，適逢水鄉洪灾和山鄉旱灾，百姓怨聲載道，民變一觸即發，周葆貽爲文禱雨而應，又曾入山捕盗，曉以利害，使山賊轉變爲地方保衛的力量（以上事迹見《答謝埭溪諸紳序》，《企言詩存》卷一）。辛亥革命爆發，周葆貽倦遊歸里，曾任職於武進女子師範、私立常州中學、輔仁中學、武進中學、愷樂中學等校，也曾被猶太富商哈同請至其所開辦的上海哈同明智學校擔任教員。周葆貽大半生致力於維繫傳統文化，推廣詩教，助力鄉里，直至去世。
       周葆貽對新文化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他以舊體詩詞寫新事物，抒發新時代的人生體驗。1914年，吕思勉等在滬上結“心社”，徵集社員，周氏以“秋聲詩鐘社”舊社員的身份加入，今《企言詩存》卷一《紙幣》，據題下小字，當爲入社首集之徵題，詩序曰：“或謂詩中‘銀行’等字，往籍未見，以之入詩，毋乃近俗。予韙其言，顧思之既久，無可易者，忽悟當年‘飛錢’‘關子’及‘鈔票’等名，亦欠雅馴，後乃載之史册，當時以爲俗，今且成爲古矣，安見今之所謂俗者，後世不以爲古乎？矧‘紙幣’亦新名詞也，題且然矣，何責於詩？‘銀行’‘紙幣’適成爲一家言，相題爲詩，固宜如是也。”周葆貽不反對舊體詩詞創作用新詞語，但對於國學的没落却頗爲痛心。1927年，周葆貽在家中創辦“蘭社”，以教習舊體詩詞、補習國文、兼授韻語爲主要目標，弟子規模龐大，至1937年出版《武進蘭社男女弟子詩詞百人集》時，已超過300人，成員主要是蘇南的縉紳子弟和部分政府機關、學校的公職人員。周葆貽在《武進蘭社男女弟子詩詞百人集序》中明確表達創辦蘭社，目的是要“補學校之不足”，這裏的“學校”顯然是辛亥革命後創立的新式學堂，所講授内容也以新科學、新文化爲主。學生對傳統國學、舊體詩詞、聲韻偶對的認識和實踐能力相對不足，這正是周葆貽創辦蘭社的源起所在。
       由此可見，周葆貽並不是舊文化的守夜人，亦非鑽研故紙堆、不識時務的迂夫子，相反，透過他的詩文著述可以見出，他一方面繼承了古代士人的憂患意識，始終關注時政，體恤民生，《企言詩存》中的不少作品，如《和常熟張守一述懷原題二首》《十五年新元旦二首》《十九年新元旦舊曆庚午二首》《民國十九年雙十節》《民國二十年元旦作》等，皆飽含積憤，慷慨悲凉，洋溢着作者深沉真摯的憂國情懷；另一方面，周葆貽又雅好藝文，出口成章，少年的舉業生涯鑄就深厚的辭章功底，培養他對聲律、聯對等功夫，《企言隨筆》中“亡婦費氏挽聯”“江陰陳燮卿表叔挽聯”“爲江枕山書聯”“馬大椿世阮續弦徵聯記”“椿庭橋華卿里及顧璧對聯”“贈莊鳳應甥倩聯”“贈崇勝寺住持悟源聯”“惲鐵樵、史問樵、周鳳樵聯”“贈醉疑仙詞史聯”諸條，記録了周葆貽在不同場合中鍛煉巧對、應對世務、接引後學的聯話，《詩經全部分類集對》可謂周葆貽聯對之學的集大成之作。正如金武祥《詩經全部分類集對序》所言：“其所輯《詩經全部分類集對》一書，直是古未曾有，經文也，聯語也，亦類典也，玩之有味，用之不窮，洵屬翰苑奇珍，詞壇秘笈，淹雅之士，有不愛之珍之者乎？”該書將《詩經》成句拆散，依據形式和内容分爲十三類，既激揚經典傳承，又兼顧生民日用所需，也是周葆貽維繫國學、助益社會的文化實踐，不僅體現出他對《詩經》的熟稔，還可見其對語言修辭的敏感。該書編纂過程中的甘苦，惟作者自知，“方事之殷，坐卧處皆稿也。屢成屢改，苦志勞神，閲時一載，五六易稿，始克成書”（周葆貽《詩經全部分類集對自序》），洵所謂聰明人之笨功夫也。
       周葆貽性情純篤，思想兼容，既源於家庭（尤其是母親左氏）的教養，也來自經典的熏陶。馬祥生《企言隨筆序》云：“先生温厚和平，得於詩教。”周葆貽自弱冠便致力於《詩經》，在他看來，“夫《詩》三百篇，大都民俗歌謡，發於性情，有如天籟，後世詩詞導源於此。余自少耽吟，不過陶情適性而已，如風動物，自然發聲，若有意若無意也”（《企言詩詞集自序》）。《詩經》作爲古典詩歌的源頭，確立了温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和發乎性情的抒情傳統，也即詩歌創作要想發揮滌心蕩志、移風易俗的現實意義，前提是要書寫真摯的感情，故而周葆貽在詩學觀念上尤其推崇袁枚的性靈説：“余向喜讀千古聰明人語，頗佩隨園性靈之説，故每作詩詞，常欲以人籟勝天籟。”（《企言詩詞集自序》）以“性靈”爲宗尚的詩學觀念直接影響了周葆貽對文言和白話的看法，《企言隨筆》曰：“集中前半爲予五旬前作，願學隨園、聊齋；後半爲予五旬後作，意在誘掖後進。衹求如報章文字，人人可讀，雖屬文言，同於白話，且逐句加圈，容易觀覽。”可見，周葆貽並未將文言與白話對立而觀，他追求雖文言同於白話的暢達文風，目的是達到啟迪後學的社會意義。
       周葆貽創作詩文，格外重視通俗易懂，目的是“以文化爲社會盡力”（解振霖《企言詩詞集序》）。其評個人著述的結集出版，曰：“吾之詩文清淺，人人能讀，俾作白話文者覺文言不難，便易引入，他日可以應世。”爲了强化可讀性，他在詩歌的字裏行間穿插大量注釋，“欲使後學見之容易明白，引起興趣，不以此集覆瓿，不負諸君助刊之意，此則余之苦心也”（以上見《新咏十三首》第十三首之詩末自注，《企言詩存》卷一）。周葆貽的詩文著述風格，不僅呼應了晚清詩界革命“我手寫我口”的宣言，也與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平民文學、白話文學的精神若合符契，頗具過渡時代的典型特徵。而他江南鄉紳的文化身份和地域視角，爲觀察江南社會在變革時代的轉型提供了參照。
       本次標點的《周企言著述三种》，包括《企言詩存》二卷（附《詞存》一卷，1935年出版，上海圖書館藏鉛印本）、《企言隨筆》一卷（附《遊戲文章》，1935年出版，上海圖書館藏鉛印本）和《詩經全部分類集對》十三卷（附《集詩經古今體詩》《集詩經詞》《集詩經聯》《集詩經雜俎》，1931年出版，復旦大學圖書館藏鉛印本）。本次整理採取繁體横排，參照古籍整理的通行慣例，對原書排印的字號大小、文字位置略作了調整。
       本書的出版首先應該感謝葛金華院長。一直以來，葛院長用大量一手文獻和實物，向我這個外鄉人講述常州的風土人情，爲我還原歷史上的江南地方社會，加深我對常州歷史文化的理解。本書的出版能够得到學校的資助，更離不開葛院長的鼎力扶持。其次還要感謝常州家譜館的朱炳國老師，朱老師爲我提供《周氏宗譜》電子文檔，對於確認周葆貽的生年具有重要意義。青果巷歷史文化研究院執行院長蘇剛先生一直關心周葆貽著述整理工作的進展。最後，復旦大學出版社王汝娟老師在本書排版、編輯和校對環節盡職盡責，糾正了諸多未能及時發現的錯漏，在此一併致謝！然而，限於本人的學術水平，錯漏恐怕仍在所難免，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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