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适应：世界遗产研究的新视角
冯俊锋

       在当代中国旅游话语的构建中，罗佳明可能不是最出色的话语阐发音，但他却是一位相当有个性的旅游理论求索者。这种个性与他十余年来将目光投向与言说方式始终置于旅游理论的前沿地带休戚相关。在《旅游经济管理概论》（复旦大学1999年版）中，他从实证的角度率先提出“国情旅游”和“旅游立法”等命题，以别样的声音给国内正在积极探讨吃、住、行、游、购、娱的传统旅游理论提供了一份思考范式。事隔五年，罗佳明在《中国世界遗产管理体系研究》（复旦大学2004年版）中将深邃的目光又投向旅游业中炙手可热的世界遗产领域（自然与文化）。作者研究的主题是地方政府在遗产管理中的定位，是在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如何构建世界遗产的管理体系，且还要有中国的特色，但他的视野却是宏大的（全球化），视角独到。“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正是罗佳明观察与思考中的一个理论预设与描述。世界遗产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把标尺：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无不昭显出人本期望。上下5000年的华夏文明辉耀千古，地大物博的广袤国土令人自豪，先祖们给国人留下了厚重的文明形态和多样的自然环境成就了我国众多的世界遗产。
       我国自1980年代中叶加入《保护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公约》以来，闻名世界的长城、故宫、泰山在1987年就先后进入首批世界遗产名录，在短短的十多年中，截至2004年2月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中国已经拥有30处世界遗产，跻身为仅次于西班牙（37处）和意大利（36处）的第三大世界遗产国。罗佳明预言，“这仅仅是我国遗产‘申报热’的开始”。同时作者也流露出无限隐忧，在他看来，我国目前的世界遗产“申报热”甚于“保护热”，就管理体制而言，无论在宏观制度建设上，还是微观管理形式上，都没有形成一套与世界遗产保护要求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我国目前多数遗产管理依然沿用的是文物，风景区的管理模式。建立真正属于世界遗产的管理模式是《中国世界遗产管理体系研究》思考的重点和理论接点。世界遗产的管理过程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活动与遗产地自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有人认为在本书中作者从全球化的理论视角将可持续发展系统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运用于中国遗产保护的理论探讨中。罗佳明确乎将遗产保护放置于可持续性发展和战略角度的组织系统中进行综合考察，在他看来，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遗产管理与国外遗产管理的距离，集中在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争论上，要解决遗产保护中的矛盾，就必须立足于历史与现实条件，理顺矛盾背后的深层成因——“文化适应”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武器。罗佳明的看法是，按照现有的科学知识来认知世界遗产依然有许多缺失，即便在我国今天遗产保护的转型期，分割的、专化的管理思想依然大行其道，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正是“文化适应”挖掘的关键所在。“文化适应”是动态的、历史的过程，“文化适应”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问题，就遗产保护来说，它甚而牵涉到政治、经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建的世界遗产保护工作是现代人对历史的敬意的极高表现，但这项工作与世界遗产本身对人类文明的作用是不能比拟的，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使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往往自然与文化相辅相成，在中国千百年来的主流文化中，自然与人文是一体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是自然秩序的人间映照，没有人与自然的激烈对抗与分割。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深刻地影响着祖先们的社会活动，今天的世界遗产依然存留着他们活动的原貌。在西方理论中“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与“文化同化”（transition）是一致的，认为“文化同化”是“文化适应”的一个必然结果。东西方的文化生成和文化背景不同、国情不同，认识与看法自然就不一样。我们强调与世界接轨，世界遗产当然不能像科技产业那样点、线对接。《中国世界遗产管理体系研究》一书尽管在字里行里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适应”的观点，但罗佳明通过对世界遗产历史与现实的把握、战略与管理的观察、保护与利用的甄别，细致地描述出中国辽阔的自然山川孕育了丰富的人文思想，并结论出人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深处是与自然相融相通的。罗佳明的文化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对民族的文化与自然有了许多独特的理解。中国世界遗产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人们的关注，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正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化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