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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元光自选集 传学札记:心灵的诉求
作者：
 戴元光 著
定价：
32.00元
页数：
345页
ISBN：
ISBN7-309-04123-2/G.544
字数：
301千字
开本：
16 开
装帧：
平装
出版日期：
200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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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访谈录 ·
       从士兵到博导 ——戴元光教授专访
       难得一个清闲的周末，在戴老师家宽敞舒适的客厅里，我们泡上一杯新茶，开始随意和率性的聊天。和往常一样，戴老师的言语间总是充满着幽默感和人生的睿智，今天的他就像是一位亲切而坦率的朋友。我们的交谈始终在一种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邱宝林（以下简称邱）:戴老师，你是国内知名传播学者，30多岁时写了我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著作。据我了解，你一共写了10多部传播学书，得过国家奖、省市奖，包括社科奖、教材奖、图书奖，还获得过园丁奖、育才奖，可以说功成名就。而现在已步入“知天命”之年。可我们很少知道你的个人生活。你是研究传播的，却很少“传播”自己。
       戴元光（以下简称戴）:现在是商品社会，名人的个人生活才值得关注。我既无功，又无名，是这个社会最平常的成员。
       邱:你几岁上学?
       戴:1958年上小学，1963年上初中。
       邱:那时，你在哪?
       戴:在江苏老家。我兄弟姐妹6个，那时我姐姐、哥哥念初中，我念小学，还有两个弟弟。
       邱:那你们家负担也很重吧?
       戴:负担很重，但还不是太困难，还可以穿毛衣，过年还可以换新衣服。（笑）
       邱:那您父亲是干什么的?
       戴:在中国最基层，30年代的老党员。50年代中期，生活还可以，我哥哥姐姐都是住校的。我们家乡是河网地带，周围有河有湖，我从六七岁开始就喜欢抓鱼。那时河里鱼虾很多，很好摸，还有螃蟹，一次能抓十几斤。
       邱:现在可吃不到那么鲜的螃蟹了。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有“多动症”啊?
       戴:不是多动，喜欢劳动。我可不是差学生，14岁就当团支部书记了。那时候生活不如现在，成绩却不差，数学经常是满分，九十几分都是可耻的（笑）。作文经常在全班传阅的。我们那时一心想着读书，父母也一心希望我们读书，晚上回来在家自习，点个煤油灯，有一次睡着，把蚊帐点着了，差点失火。上学的书包就是找妈妈要块布缝的，针脚都很大，反正小孩子都是如此，也不会计较。后来我家邻居是个裁缝，看到了，说你不要缝了，我给你做吧。我姐姐也帮我缝过。邱:有个新书包了。
       戴:我高小的时候上学要经过一条河，河有两百多米宽，有时摆渡的不过来，我们就游过去，把书包和衣服顶在头上。邱:挺有意思的，您大概从那个时候水性就特别好了吧?戴:当然。在江苏水乡，不会游泳的小孩不多。
       邱:您母亲有工作吗?
       戴:我母亲是家庭妇女，伺候我们大家。
       邱:养育6个孩子真是挺劳累的。
       戴:是，吃啊，穿啊，都得操心。我们大了以后就自己做饭。
       邱:所以您现在炒菜的手艺那么好。
       戴:红烧肉、狮子头、煲海鲜，你应该吃过的啊!我喜欢烹调，既可以解馋，又可以休息。做饭是最好的休息。朋友来了，做几个菜，小酌几杯，中国人的文化嘛!心情不好，做顿好吃的，就过去了。
       邱:您学习成绩一直那么好，为什么去当兵了呢?
       戴:在家乡看不到生活的前景，离开家乡到外面看看，找生活的机会。
       邱:在军队上学要考试吗?
       戴:要考的，也是几个人争一个名额。
       邱:当兵对你一生帮助很大吧?
       戴:影响终生。我到部队的时候年龄很小，发的裤子、衣服什么的都很长，身高只有一米五十几。我还以为我长不高了，过了三年，我长到一米七十三了。不过，那时没什么压力，不会以为自己是“残疾人”，也不会担心找不到对象!
       邱:我看您一直很乐观，您这种乐观的心境和家庭环境有关呢，还是和您在军队的经历有关?
       戴:两方面都有关。一方面在部队锻炼了毅力，另一方面家庭对我们的教育和影响，我父母对孩子教育很严格，当然对我们也很好。可是我自己读书、工作，直到现在一个人生活，都是自己往前走。工作以后，有时候真的很困难，精神压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有时都喘不过气来。有几年我对生活都快失去信心，为了减轻压力，强迫自己看书。
       邱:听说您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
       戴:20多岁的时候，工资基本是用来买书，到现在大约买了8000多部，中文的外文的。什么一百本名著，中外古典，从《论语》到《怎么办》，从《文心雕龙》到《奥赛罗》;小说看得最多，什么《热的雪》、《州委书记》、《小虫的土葬》、《精力旺盛的人》。对我启发最深的是日本前首相的《田中角荣传》。田中是乡下人，到城里找工作，第一天到东京就被警察揍了一顿，说他违反交通规则，把他气得……（笑）!后来他当了泥瓦工，有一次，他在很高的楼上抬砖头，肚子很饿，头发晕，他顶不住了，对师傅说不行了。师傅对他说，小伙子，挺着就过来了。田中的太太是他房东的女儿，结婚的时候，房东对他有几个要求，一是做了大官不要抛弃太太，二是借了别人的钱不能忘记，借给别人的钱一定要忘掉。
       邱:田中还真有远见。
       戴:我觉得真是!人有时候就是需要挺着的精神。坚持一下，什么都过去了。
       人一生中快乐的时间并不是很多，痛苦也不是很多，大多数时候是不痛苦也不快乐（笑）。我认为人生到最后，结果究竟是什么样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痛苦与不痛苦、愉快与不愉快之间走着，这个过程最重要。
       邱:真是一帆风顺也没有意思。
       戴:当然人生最好是一帆风顺，但这只是理想化的东西。一帆风顺意味着你不去努力就可以得到成果，不努力就可以进步，不努力的进步对你来说就体会不到进步的过程，进步了也并不重视它。邱:那就是一种轻易的得到，也不会珍惜。［戴老师忽然想到他炖的咸鸡］戴:我要去看火。邱:您在烧什么?
       戴:咸鸡，家乡带来的。
       邱:您好像很留恋故乡。
       戴:家乡对一个人来说十分重要，她是你的诞生之地，改不掉。不管这家是穷是富。只有爱这个生你养你的家，也才能爱民族之家———国家。在中国，我爱生我养我的家乡，几乎每年都去看看，看看家乡有什么变化，长成什么样。在国外，我爱我们的民族之家。有一段时间，有些人对国家不满意，在国外做一些有损国家名誉的事，我和他们争论。儿不嫌母丑，例如，我们对妈妈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可以用较为激烈的方式，但不能跑到邻居家去骂自己的妈妈。9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北京等地的一些出租车上挂美国国旗———这是角色混乱，不知道自己是谁。父亲从小对我们很严格，希望我们读书成才。我们兄弟关系也特别好，从不为大小事争吵，对父母也非常孝顺，兄弟姐妹6个，没有谁对父母讲过一句大声的话。父亲也拿鞋底打过我，过去那种鞋底都是自己用针线纳的，打上去很疼的……（笑）!后来我对父亲说，你打我的东西选得真好，他说我不打你，你能成才吗?!（笑）
       邱:您那么小去当兵，您父亲支持吗?
       戴:他支持，他也上过战场，抗过日。而且父母也不干涉我的选择，他们觉得这是你自己的理想，你就努力去做。
       邱:戴老师，您经历这么丰富，在每个阶段的理想可能是不一样的吧?
       戴: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目标。但我也没想到今天会做老师，从小只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想过当医生，想过学画。主要还是想自食其力。我认为，对青少年教育，比如，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精神文明，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不要只讲空话，他们理解不了，就如同教三五岁的孩子背唐诗一样。还是要教他们做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生活的高质量。也不要过早地教他们见义勇为，因为他们还没有奉献能力，甚至没有自卫能力，能保护好自己就不错了。对任何人，首先是要求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而不是雷锋。雷锋是一种境界，世界观不是一下子确立的，也是一种境界。
       邱:听说您学过医，都能开方子了，怎么没当医生呢?
       戴:我曾经想当医生，因为医生可以救人。我有一个叔叔是医生，现在我弟弟也是军医，我也学过医，还随部队在山东莱芜开过诊所。他们做了，我就不做了（笑）。1974年，我到兰州大学中文系读书。“文化大革命”，读什么书，靠自己了。但有一点，读文科要了解社会。
       邱:听说你写过诗、小说、剧本。
       戴:还发表过几首，写剧本是为参加高校会演。邱:那你自己演吗?
       戴:我不会演，但组织过别人演出，在大学，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编导过一个舞蹈，为《闪闪的红星》主题歌《红星照我去战斗》配舞。很受欢迎呢。当时我是学生会主席，经常在外面搞活动，很活跃。我在兰州大学上学的时候，20岁过了，在班级里还不算大的。90年代带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很多学生比我还大，有些现在都抱孙子了（笑）。在学校读几年书，和很多老师成为朋友，是我最大的收获。当老师很艰苦，很辛苦，但是他们很有知识，和他们做朋友，比读书进步快。几十年过去了，许多老师现在还和我联系，他们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我的体会是:你要认识比你高明的人，你才能进步。
       邱:你毕业后去了哪里?
       戴:毕业后在部队十几年，这时间对我的素质和意志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会永记不忘。1982年底我从部队转业，在一个研究所做翻译和编辑，1984年底去了兰州大学新闻系，1987年又来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1989年去了美国。在复旦这一段学习时间，是我人生的转折。人生的转折点不多，特别是在自己处于困难的时候，难得有转机。在复旦期间，早上5点起来，晚上一两点才睡觉，看了100多本书，最后是带着35万字的传播学书稿回到兰州的。读完以后，想申请硕士学位，但当知道需要一万多元的费用，就作罢了。在复旦期间，我们接触到很多传播学的资料，这些资料使我爱上了这门学科。因此我是兰州大学第一个开这门课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是我第一本传播学方面的书，这是我最大的收获，最基本的起点。
       邱:据我所知，戴老师有很多朋友，有做学问的，也有搞实践的;有年龄大的，也有年龄小的，交朋友的面很广，大家很愿意和你在一起探讨问题，交流，玩。
       戴:（笑）传播学就是一个广结朋友的学科，是一个需要你对别人传播和接受别人传播的一门学科，搞传播学的人就应该有很多的朋友，而且是很好的朋友，搞人文学科也很需要交各种各样的朋友。你和朋友交往，不管他地位比你高还是低，不管他成就比你大还是小，不管他的学科离你远还是近，从每个人身上都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一个人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其实是有限的，从和别人交往过程中学到的知识是最多的。小孩在家里向父母学，到5岁、6岁，他基本能够学会用中文与别人沟通，能够知道判断和表述一般的事物，接受最初的人际传播，主要是父母。走向社会的时候呢，有一部分是课堂上学的，需要一种强迫的方式来帮你解决。这种学习方式和社会学习有很大的不同的，它已经规范化、理论化了，社会的知识和书本的知识是很不同的，书本上的东西是哲学化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有些学科，特别是应用性的人文学科，社会化程度很高的学科，这些学科需要从书本上去了解，但同时又需要研究社会。如传播学，就是非常社会化的学科，要研究传播与社会的互动，要研究媒体与社会发展，因为传播对社会影响极大，它影响着社会的历程，影响着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搞传播的人必须与社会广泛交流。我认为传播学应逐渐地变成一个公共学科。过去，联合国把公共卫生变成一个公共学科，今天我们媒体的发展使得家家户户与传播有关，家家户户都有传播机器，每个家庭都是一个传播单元，每个人都是传播者，你有电话、计算机、摄像机，你有电视机。你接受别人传播的同时，也在对别人进行传播。所以，整个社会处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之中，这个互动的方式就是通过传播来实现，这个介质就是广播、电视、报纸、电话、手机等，因此传播学其实非常社会化，是个公共学科，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一些关于传播的常识。人文学者、知识分子要把自己的精力、智慧奉献给社会，就必须对社会有深刻了解，我们经常在书斋里、课堂上，或者面向高层比较多。如果与各种朋友交往，就可以知道中层的、基层的、民间的、市民社会的不同文化表现，这不仅对自己的发展很有好处，对你所研究的学科也有好处。
       我喜欢交朋友也与我有热情好客的家庭有关系，我的家庭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家庭，像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家庭一样，我们家庭对人都非常热情友好。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妈妈常常把好吃的，饭呀、菜呀，放在门口，让人吃。印象非常深的是，我们家在一条河边，附近有很多的农田，本地人在农田里干活，特别是夏天，我妈妈就会熬很多的大米绿豆稀饭，咸鸭蛋煮好，叫他们来，一边吃一边乘凉，我们从小就受父母亲的这种行为影响。邱:我发现，你现在也喜欢吃，和朋友在一起经常你掏钱。戴:（笑），有时候朋友在一块，可以培养起一种心情，高兴。你说人生几十年，天天耷拉着脸，天天关着门过日子行吗?这是件很痛苦的事。
       邱:就是说，人们交朋友，不仅能获得知识，增强思维的实践性，而且能获得很多的快乐。
       戴:对。今天，大家的条件差不多，一个人的智慧衡定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关键看你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你与这个社会的联系程度，你的社会化程度。
       我小时候生活在河边海边，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广阔的农村，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向往，还喜欢在家乡的那种环境下的生活。以前我在部队，探亲回家，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帮着农民去种地，我发现和他们生活，我没有压力，我很轻松，很快乐，是休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很自然的人，很社会化的人，你就是他们中的普通成员。
       邱:你骨子里有一种田园情结。
       戴:后来我当老师，有很多学生，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用不同的语言表现着不同的地域文化，很有活力，我也就变得很有活力了。我以前感到很奇怪，一个老汉活到七八十岁，满脸皱纹，我老想他怎么活到现在，他怎么活过来的?他真有勇气，我就感觉到我不如他，我应该向他学习，这些人的经验、经历是非常丰富的，他的人生的轨迹都刻在脸上，刻在他的手上，刻在他的眼神里面。和年轻学生在一起不仅能活跃思维，也能学到很多。现在社会发展很快，老师学到的知识很有限。一方面，你当年学的知识，经过几十年可能已经陈旧了;另一方面，你有很忙的工作，很多的教学活动，你不可能有那么多精力去学习。那些年轻的学生进了学校之后，精力很旺盛，他们得到的知识不仅仅是你曾经学过的，还有很多是你没学过的，和他们在一起，你就可以学到许多新的东西，比如网络新媒体课，我和老师谈论怎么上好网络课时就认为，在某些方面，学生比我们强，他们学新知识、新技术比我们快。我们有综合能力，我们能把表面现象归纳演绎，哲学化、理论化、系统化。另外，学生接受知识快，但我们走的路长，接受的知识已经比较多，有判断能力，一个博士生写篇论文，十三四万，叫我写不一定比他们写得好。但我们的长处是能告诉你的论文哪里不足，有什么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判断力，这与我们的生活经历有关，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年轻学生身上有很多优点，如他们接受东西快，甚至比我们知道得多。但他的判断力恐怕不行。
       另外，我认为自己不仅对生活、对坎坷、对困难保持健康心态，同时对自己的同事和学生也能保持健康心态。我周围的朋友，我的老师，我的同行，我的长者，我的同事，他们生活得好，我就非常愉快，我觉得这不是很好吗!我不会嫉妒他们。那对自己的学生也是这样。我带的学生，我希望并要求他们一定要超过我，这其实是老师的目标。像现在，很多学生生活得比我好，又有钱，又年轻，还能干那么久，我们都已经中年了。但我觉得对呀，就应该这样，如果你的学生的成就比你差，生活得比你差，就说明社会没有前进，老师你不成功。所以，我的学生里边，他们有的相当不错，我觉得很满意，他们不太好，我就帮助他，使他们过得比我好。我觉得我的心态是很健康的。邱:戴老师的心态一直保持得很好，那你个人的生活呢?
       戴:自己的生活，我心理也很健康。比如说，碰到压力，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坎坷，不管是个人的物质生活，还是平常的生活，也会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者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差，或者是因为自己经验不足，或者是自己判断失误，行为失误等，它都会带来一些不快乐，包括生活的不快乐，精神生活的不快乐，物质生活的不快乐。对这些不快乐首先要正确对待，另一方面也应当尽可能减少不快乐。一个人不快乐多了，容易意志衰退，容易消沉，甚至走向反面，但通过努力使不快乐变成快乐比本来就快乐更使人快乐。
       邱:这和你生活经历丰富与坎坷有关系。
       戴:我遇到过不少困难，经历了一些坎坷。我的体会是不怕坎坷，正视坎坷，挺着。如果是工作中的坎坷，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自己的实力，要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成功。如果不成功，那也不要紧，但要希望成功。希望成功就是理想。我说过，最后的结果不必太看重，而一生奋斗的过程才值得重视。我希望自己成功，也希望大家都能成功，别人成功，我羡慕，我学习，但我不嫉妒。我成功了，我不损害别人，我仍然与别人合作，和别人玩，和别人共事。一生中全部成功也难，不仅难以全部成功，全部成功了更难。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就是描写和表现成功的悲剧。一个人奋斗到什么都有的时候，他就可能面临着人生的最大考验。
       邱:你曾遇到过坎坷，现在比较稳定了，为什么不找个助手?戴:多年来，习惯一个人做事，还有硕士生、博士生们的帮助。人与人的结合是一种机缘。首先你要有机会碰到适合你的人;其次，要有缘分，就是合作的缘分，能在生活中配合，两个好人在一起未必能合作。有些人适合做夫妻，有些人适合做朋友。我们成长的时代是“斗争”的时代，谈恋爱也是要通过“斗争”关:要斗私（心），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恋爱观;要批修，就是不得追求物质生活，要吃苦苦菜，不忘阶级苦。那个时代人的心被扭曲了。有这样的真人真事:两个人在谈恋爱，领导在旁边看着，先背毛主席语录，然后谈远大的革命目标，斗私批修，最后领导宣布谈恋爱告一段落。
       邱:刚才，戴老师谈到自己的个人经历，我听下来，觉得很丰富，也很坎坷，作为普通人，在有些特殊的阶段当中，人可能有时会显得很脆弱，即使一方面很坚强，另一方面，有时可能很脆弱，当你遇上这样的时刻，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内在的心理调适，或者是其他外在的一些方式?
       戴:生活中经常遇上非常不愉快的事、非常压抑的事，这是正常的，人生本身有非常脆弱的一面，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是坚强的，也不会全是坚强的，人是个受社会影响很大的人，它是个生命体，要让它保持健康。人的精神世界也是这样，它有时也会脆弱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总体上精神状态是好的，遇上心理问题或是难以承受的工作问题或生活问题不可怕。我自己就遇上这样的问题，在90年代到2000年之间，这段时间自己也是非常痛苦，有时也是非常脆弱，精神上是很糟糕的。因素也很多，有外在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我觉得人不要害怕自己精神上不愉快的一面，不要害怕精神上脆弱的一面，就是说，你的总体上精神状态是健康的，你脆弱的一面就没有用，遇到问题不至于马上趴下，或者就是短时间趴下，可是你又起来了，就像拳击一样，在必要的时间内爬起来，去慢慢调整。我的经验是这样，我自己也有几段精神特别不好的时期，我就关起门来写东西，看书，看着看着就有兴趣了，想写点东西，这是我的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当你精神脆弱时，当你的精神状态处于低潮时，你应该多和朋友接触，因为不可能大家都处于低潮，他们的生活勇气、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生活热情都会对你起作用，你的好朋友、好同事也会鼓励你。第三种方式就是当你处于低潮一段时间以后应该反思，应该有些觉悟，或者说有一些是醒悟吧，知道如何调整自己，应该能悟出一些道理来，所以我讲田中角荣的故事时说过，“挺着，就过来了”。我觉得很有道理，人就应该有一种“挺着精神”。
       邱:戴老师这代人，如今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很多，但是下岗的人也大多是这批人，像“4050工程”差不多就是要解决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人的再就业。
       戴:我确实也经常碰到我们朋友说起，我也经常下乡去，作一些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有一些确实非常苦。我曾经在西部地区搞调查看到，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农村妇女生了13个孩子，她根本没有什么能力抚养，生活非常苦，但她没有多少忧愁，只有一个目标，一天三顿饭要吃上，哪怕是土豆、红薯。很多城市里的工人下岗，他们就不同了，上有老下有小，非常困难，从这点上来讲，我也很幸运，能有这么好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的研究环境，这是我自己的努力，也是党和政府提供的，来之不易，和那些社会上很困难的人比，我们非常幸运。
       不过，我们这一代人遇到的困难更多点。上小学正值“大跃进”，上中学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上大学遇到“文化革命”，工作时遇到上山下乡，结婚时是晚婚，生孩子时只许生一个，要住房自己买，没退休先下岗。我生活的前20年也是非常苦的，先是读大学，然后是下放劳动，也曾经在边远地区参军当兵，馒头很硬都不敢嚼，全是沙子，咬了以后赶快咽下去，干活都是零下三十几度。我记得有两年，在北方劳动，零下三四十度去冬灌，人泡在水里头，身子全是硬的，冻起来了，腿是麻木的，走路没感觉。晚上回到简易棚，里面烧着煤炭，把衣服脱下来烤，一直烤到两三点钟，烤干再睡觉。但这种艰苦对我后来的进步成长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现在条件好多了，很多青年学者都是在非常优越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很有自信，这也是应该的。但我觉得读书人的“十年寒窗苦”还是需要的，还是要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下去体会，去奋斗。
       邱:没有经过磨炼，就没有办法坚强。
       戴:我认为是这样，还是应该去锻炼，去吃点苦，吃苦是福，吃苦可以增加你的知识、信心、毅力。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也不要怕吃亏，吃点亏也是好事情。人一个是要有吃苦精神，另一个就是要有吃亏精神。
       我们这下一代的孩子，生活水准很高。作为他们的长辈，我们要关心他们，给他们创造好一点的条件，我们年轻的时候把他们的苦都吃得差不多了，但不是说他们不需要吃苦。对他们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让他们自由发展，不要强迫他们去做什么，让他们主动去做。二是做父母的要为人师，为人父母首先要为人师，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值得他们学习。小孩子所处的时代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爱好，他们的生活习惯方式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没必要看不惯，应该让他们有不同的方式。从一个社会来讲，也是多元的好。但要用健康的方式影响他们，教育他们。
       邱:戴老师对当今的文化状况有什么看法?
       戴:我对传媒对社会的影响很关心，我总体认为，我们的文化有走向低俗化、低质化的倾向和危险，这应当引起人文学者的注意，也应当引起传媒业界人士的注意。文化不是金钱，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有它特殊的发展规律。文化有走向市场的一面，但市场不能解决文化的基本问题。文化质量是社会质量的标志，一个社会成员的文化水准反映一个人的质量，全体社会成员的文化水准发反映一个国家的质量，文化发展走向也预示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走势。这些年来，我们文化的质量出现不好的倾向，过于商业化，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里缺少反映现代文明的内容，它是从封建文化过渡过来的，封建文化的特点是家族文化，是农耕文化。另一个是我们国家没有经过资产阶级启蒙的阶段，具有现代文明特点的人文思想在我们国家缺少传播。因此，用封建主义的士大夫意识来建设现代化社会，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的准备不足。因此，从封建社会跳跃到现代社会，对中国人来说，如何提高文化思想质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要把一个封建文化浓厚的国家或者民族，突然提升到现代文明，其实是很困难的。它不是说你决心有多大，本事有多大，就能搞好的，而是需要历史过程的，就和学校一样，一个老牌学校，文化的积淀比较深厚，它的那种文化感历史感，不是你三年五年就能形成的，也不是你几个人想做到就做到的。
       邱:你是最早研究传播学的年轻学者，对传媒有什么想法?
       戴:我是较早研究传播学的，不是最早。在我们之前，有很多前辈。有人说我是传播学研究的少壮派，有人说我是第二代。我认为我是过渡性的，年龄是过渡性的，传播学发展的时代也是过渡性的，许多许多更年轻的学者正在成长，他们是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未来。
       我对传媒有三点看法:第一，传播的结构性问题不解决，传播业的发展就不会是健康的;第二，传媒的市场化和集团化解决不了传媒的全部问题，我国传媒的市场化和集团化发展都有误区，传媒经济的研究也有误区;第三，文化商业化对我国文化发展造成极大危害，我国存在的大量的社会问题，某些方面媒体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一个13亿人口大国，不能靠小品当家，不能把说小品的当孔子捧，也不能把媒体当成赚钱的机器。这个暴利的产业要对社会负责，要对中国人负责，要对未来负责。
       广播电影电视报纸等媒体，就是出版物，马克思说是“第三者”，恩格斯说是“第四地位”。资本主义也没有离开这个理论。媒体要体现人文关怀，更多地满足人民群众“知”的权利和“知”的需要。媒体除要使公众的“知晓权”实现外，还要承担提高全社会的文化质量的任务，因为老百姓需要的文化可能比较低俗，我们要提供一些高于他们欣赏水平的文化，以提高人民的素质，包括文化素质、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人民群众中也有大量落后的文化，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传播的内容。要大量传播高于老百姓欣赏水平的文化。还要传播一些他们很难接受，很难理解的文化，也就是精英文化。你不能说他不懂钢琴，你就不放交响乐。你有让他懂的义务和责任。
       我们应该更多地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现在外国进来的很多文化并不是先进的文化，它有一些是技术文化，有一些是大众文化，有一些是时髦文化，我觉得应当去研究一些西方的精英文化。人文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应当创造更多的精英文化。文化是不能简单地用钱去交换的，用钱衡量的。自从商品经济发展之后，文化就一直在低俗化。以前，李白写诗从来没有说，我写一首诗，你给我几两银子;曹雪芹写《红楼梦》也不会是为了版税;凡·高的画也不是为了换点美元。文化的创造不是为了商业的目的，而是呈现一个历史伟人或精英对社会的理解和解析。同时也提高了人民文化生活水平。
       “挺着———就过来了”，这是我访谈戴老师后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所以拿来作了本次访谈的标题，因为它朴实却又饱含深刻的人生道理。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天是深有体会。访谈后，我甚至都有了奢望，要是每周都能请他来聊一番，那真是最大的美事，只是他太忙了!

作者简介

       戴元光学术档案
       1952年 11月出生于江苏射阳。
       先后在兰州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美国夏威夷大学大众传播专业学习；美国EWC访问学人。
       1984年从事新闻教育，曾任兰州大学新闻系教研室主任，兰州大学西北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大学新闻系主任；现任上海大学传媒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导，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先后承担国家社科项目4项，国家教委、省部项目9项。主要是：“新闻与现代化建设”（子课题）（“七五”国家社科重点），“社会主义传播道德研究”（“八五”国家社科重点），“大众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国家教委），“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及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影响研究”等。
       现主持国家社科项目一项。上海市社科项目两项、国家体育总局社科项目一项。主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新闻媒体竞争力研究”（2004年国家社科），“文化消费与先进文化发展研究”（上海市社科），“体育信息传播社会影响研究”（国家体育总局社科），“新闻理论创新研究”（上海市社科）。
       出版专著（主编）12部，主要有：《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现代宣传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撞击下的浮躁与选择——当代中国西北人的文化价值观》（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传播学通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传播道德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大众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传播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传播思想史》等。
       发表论文（译文）50余篇，主要有：《论传播学的中国化》，《论新闻宣传与客观报道》，《弱势群体在中国电视上的弱势地位》，《中国影视文化传播策略检讨》等。
       曾获国家教委人文社科奖（《撞击下的浮躁与选择》），优秀教材奖（《传播学通论》、《传播学原理与应用》），省优秀园丁奖、上海市育才奖、省优秀图书奖（《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上海市社科奖（《传播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等。
       主要研究领域：传播学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传播社会学、文化传播等。

书摘

       目 录
      
       序
      
       主编絮语
      
       访谈录 从士兵到博导———戴元光教授专访
      
       上篇:理论探讨
      
       论传播学的中国化（1991）
       论客观报道与新闻宣传（1996）
       正确认识传播自由与控制（1996）
       发挥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1998）
       加入WTO后中国传媒面临五大问题（2002）
       互联网与文化重构及社会分化（2002）
       弱势群体在中国电视中的“弱势”（2003）
       传媒全球化:几个关键词的解读（2003）
      
       中篇:文化与传播研究
      
       文化传播学研究的背景与动因（1994）
       关于文化传播学的理论问题（1994）
       西北文化传播中的冲突与裹携（1996）
       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1996）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大传播（1996）
       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看文化传播的适应原理（1996）
       文化传播与媒介发展（1997）
       文化媒体化、大众化及媒体的反文化反伦理倾向（1999）
       互联网对我国信息传播及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2002）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文化传播策略检讨（2004）
      
       下篇:传播学实证研究
       两岸主流媒体关于“9·11”事件报道的比较分析——以《人民日报》、《联合报》为例（2003）
      
       跋
      
       附:研究生阅读推荐书目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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