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名士 自风流
姜华

       在复旦•华联步行街上的许多书店里，我常常见到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先生在三两个年轻学生的陪同下聚精会神地看书，他个子不高，清瘦，但精神矍铄。因经常看到，心中充满好奇：这么大的年纪，为什么还要亲自逛书店？需要什么书让年轻人帮着买一下不就行了吗？这位老先生是谁呢？后来从同事口中得知，他就是名闻海内外的文化大师，集作家、翻译家、学者和教授于一身的贾植芳先生。
       近期读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肖像——贾植芳画传》，对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一生命运多舛、跌宕起伏，为了真理和正义，他曾经四次入狱，身陷囹圄二十五载；为了保家卫国，拯救身处水火之中的中国人民，他曾投笔从戎，拖着瘦弱之躯走上抗日前线；为了培育英才，在人生的晚年，他孜孜不倦，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在他曲折而又不平凡的一生中，先生是把“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当成了自己的人生追求，而我也终于明白，在先生的生活中，他是把逛书店、淘书、读书当作自己的生活习惯，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画传》最让我难忘的是先生的品格与风骨。在晚年的回忆中，先生曾说，“在我的文学生涯和生活上，胡风都给予了热情的扶助和无私的帮助，这些，我都是永远感激和难忘的……我与胡风的感情，主要是出于友谊以及对朋友忠诚这一古老的中国人的为人道德。”（贾植芳《狱中沉思：我与胡风》）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愈演愈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贾先生还一直关心着他的挚友。这一年的5月，先生还委托赴京的朋友为胡风带去了虾子酱、酥糖、袜子等生活用品，送上老朋友的慰问和关心，虽然，先生明白这个时候与胡风保持联系会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使我想起聂甘弩先生来，他在胡风问题已经定性、胡风本人也即将被赶出北京、人们纷纷与胡风划清界限的时候去看望了胡风，几日后还亲自送胡风出北京。无论聂先生还是贾先生，他们都是有着高尚人格和傲然风骨的人。先生在其晚年的文章《且说说我自己》中写道“生命的历程，对我来说，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的过程。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先生是这样说的，他一生也是这么做的。通过《画传》，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名士，一个面临凶险而不惧、保持自身独立人格和纯洁灵魂的知识分子。
       《画传》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先生的宽容。从1955年天降大祸到1980年彻底获得平反，从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青年一下过渡到人生的迟暮之年，二十余年的时间在苦海中度过，二十余年的好时光被无情地荒废，先生的不幸可以说与周扬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晚年的先生接受采访被问及如何评价周扬时，却淡淡地说“周扬也是一个悲剧人物”，“是有一定修养的知识分子”，对周扬，要“理性地看，不能单纯感性地看”。这是何等的胸怀，如果没有“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气概，如果没有对历史对人生的大智慧和宽容精神，先生是说不出这番话的。
       先生让人感动和佩服的是他敏而好学、孜孜不倦的精神。在他颠簸流离、生活动荡的青年时期，无论是在相对安定的城市生活中，还是在流动不安的马背羁旅中，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创作。甚至1947到1948年的牢狱之灾也不能束缚住他思索的大脑，在狱中他开始酝酿一本书，出狱后仅用二十多天，就完成了这本书（《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的写作。文革结束获得平反后，先生已步入花甲之年，然而他却没有丝毫地抱怨和消沉，而是发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一边忙于繁重的教书育人工作，一边奋笔疾书，他是在与生命抢时间，他是想抢回逝去的岁月。短短十几年时间，《劫后文存》、《狱里狱外》、《雕虫杂技》、《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我的朋友们》、《余年笔墨》等书稿从他的笔端汩汩而出。他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那文采飞扬、感情充沛的文字，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勤奋努力、可亲可敬的老知识分子“只争朝夕”的可贵精神。
       贾先生的一生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给人启迪，给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