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年心血铸今朝——写在《中国图书发行史》出版之际
宋文涛

       这是我从职编辑以来感触颇深的一本书。较之其他手编之作，它可能不是最杰出的，可有关它的“身世”——亦即它的由来及其作者的故事，在我看来，却毋宁是最为动人的，因为在它身上，倾注着一位恂恂长者二十余年来的切切之念，凝结了他近乎半生的心血。作为责任编辑，将这部《中国图书发行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背后的故事介绍给读者——或许是基于一种“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文化习惯，然在聆听了这个尚不完整的故事后，又有谁不对这位笃志不辍的老人肃然起敬呢？
       作者高信成先生于1990年退休以前，一直从事书店工作，前后累计三十八年。三十八年中，其大部时间又是在上海市店机关度过，主要是进行职工培训与教育，从五十年代的业余学校干事到教导主任，再到后来的上海新华书店发行学校副校长、职工中专副校长，高信成在书店教育的工作岗位上勤恳耕耘了三十年。另有八年，他先后参加了区店的各项业务工作，身历足涉，遍及图书发行各个环节。业务实践加深了他对书店工作的认识和了解，更为其日后的编撰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大约在1975年8月，上海新华书店的老干部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内容是关于解放区革命书店工作的，高信成也应邀参加，并对会谈发言作了详细记录。这次座谈大概对他的影响很大，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此与店史“结了缘”，自那以后，高信成便开始留心收集新华书店的店史资料，无论是原始文献还是转引材料，每逢辄收。1987年，他为新成立不久的上海新华书店职工中专学校八六级学生开设图书发行史一门课，因是时尚无相应教材，教学的契机促使着他在授课的同时，一面着手编写讲义，至此，十余年来收集的资料遂派上用场而方显其功。
       从该书后记不难看到，为写好这本书，作者曾数易其稿，修改五度，前后约略二十载。据作者自己所述，他的第一个本子是在“边讲课，边收集资料，从无到有，半年内赶写出来的，共六万字”。因不甚满意，“后来又作过两次修改，成为三稿，共十七万字，从两汉写到新中国成立”，面貌已见完整，原计划送至总店，作为新华书店系统各校的统编教材使用，后因内容框架与总店要求不合（总店要求写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只得临时撤回。退休之后，高信成本拟进一步修订三稿，却因受聘参编《黄浦区志》《上海市出版志》而其志未遂，直至1998年冬，他始得辞去市出版局、区方志办的延聘而重新整理此稿。四稿修改幅度较大，篇幅足足逾出三稿一倍，计三十五万余字，历时五年。2004年夏，在获悉复旦大学出版社决计出版此书后，欣喜之余的他抱病最后一次对书稿进行了全面的删润修订，并于当年年底杀青。
       从一稿到五稿，作者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据其家人介绍，为筹备此书，高信成将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搜集资料上，常常为之废寝忘食，不俟终日。退休以后，在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极度不好的情形下，他依旧像年轻人一样跑图书馆，查资料，作卡片。尤其在改定四稿期间，高信成更是整个身心沉浸其中，他往往在图书馆一呆一整天，饿了就靠随身带的两个馒头充饥，有时还要忍受病痛的折磨。这些从古籍、旧书、当时报刊等一线数据库斩获的一手资料大大丰富了高信成的文献量，拓展了他的研究视野，同时也不断点燃起他对于中国图书发行事业的激情和热望。就在潜心写作《发行史》的同时，他先后发表了一批相关论文，意在就写作中遇到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提出见解，寻求商榷，如《关于中国图书事业发行史的研究》《我国宋代的图书发行事业》《商务印书馆发行队伍培训之回顾》等，即是对《中国图书发行史》所欲研究的对象、目的、分期、性质、规律和方法，结合具体史料而进行的理论撮述和个案分析。在廓清旧疑的基础上，他再重行剪裁提炼，将新成果如实反映到书稿中。
       这部《中国图书发行史》本意是作为中专教材而编写的，然从现有的规模和内容看，其水准已远远越出原来的预期，而得以跻身大学教材和个人著述之林。晚年的写作对高信成来说，不啻是一桩充满寄托和追思的名山事业。如今，这桩事业已名至实归，这部厚重的著作见证了老人一生用力的意义所在，它最终指向一种精神的超越。至于本书的胜处，且不说它贯古通今，体大虑周，单以其宏富翔实的资料言，以后有研究中国图书发行史者，恐怕未必能绕开此书而不以之为资鉴的。这些朴素扎实的文字和数据，常常使我们想起一位清癯的老人在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旧书故刊中爬梳资料的情景。如果说史料是史著的生命，那么，对这部以史料见长的《发行史》而言，倾注在史料中的则是作者的生命。这让我想起了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史学论著中，我们往往能透过史料和文字感受到作者灌注于其中的强大的生命力。诚然，这二者间应有所分别，前者指搜集材料之功，后者是就驾驭材料而言，然在精神上他们却有着某种暗合，即都是一种心力的强大投注和生命的巨大付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中国图书发行史》和陈寅恪的众多名作一样，是一部令人尊敬的著作。
       我和高信成先生只见过三回面，两次是在他家里。高先生的家坐落在福州路上，较之比邻而接的繁华街市，高家格外显得素朴宁静。高先生的哲嗣高烽和高先生一样，也是一个煦煦而温的读书人，喜聚书，好谈学问，记得我们谈天的那个客厅，四壁惟摆放书橱，橱内藏书甚富，容有两三万册，多按门类学科分列，可谓其书满家。相形之下，其他布设反见寥落。可以想见，这个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家庭，读书、著书、藏书大抵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罢。如果说中国图书的发展历程是一条河，千百年来，这条河所以能绵延不绝，历千祀而不涸，那么在我看来，重要一点即是因其间有不少像高信成、高烽这样普通而澹定的读书之人在，因了他们的虔敬和弘毅，中国书业方焕发出历久弥新的生命的辉光。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日期:2006.01.06 版次: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