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档案隐喻十分流行。我受惠于许多与我从事类似研究的人。我尤其要感谢两次研讨会的参与者。这两次研讨会围绕本书主题在巴黎召开：一次是2010年11月的“心理档案” 研讨会，由我（同Imogen Dickie, Graeme Forbes, Robin Jeshion, Krista Lawlor, Christopher Peacocke, John Perry, Jim Pryor, Laura Schroeter ）组织；另一次是2011年2月我（与Joseph Levine, Christopher Mole, 和David Papineau一起）组织的“感性概念与指示性思维”研讨会。
我在多个场合讲述过本书中的内容。在这些场合，尤其是2009年1月的巴塞罗纳单一思维研讨会，2010年与2011年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和让·尼可德研究所举办的数场（专题）研讨会，2011年1月我在牛津大学所作的加勒斯·埃文斯纪念演讲，2011年4月我在伦敦主讲的BPPA哲学高级讲习班，（2011年6月在瑟里西拉福雷、2011年9月在布达佩斯举办的）第二、三期PETAF研讨会，2011年9月杜布罗夫尼克语言学哲学/心理现象研讨会，以及同样于该年9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首次PLM网络会议，我从听众的问题与回应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在写完本书的初稿之后，受纽恩（Albert Newen）之邀，我于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在波鸿鲁尔大学，基于书稿作了六场关于语言与思维的讲座。我获益于每次讲座之后的讨论（以及继这些讲座之后不久我在科隆与杜塞尔多夫所作的讲座）。我也从在我2011—2012年的EHESS思维档案讲习班上进行的那些讨论中获益良多。
我非常感谢我的研究生（特别是Gregory Bochner, Marie Guillot, Michael Murez, Andrea Onofri, 和 Felipe Nogueira de Carvalho）就本书论述的课题所做的富有洞见的讨论。尤其要向米雷（Michael Murez）致谢！在这本著作成书的每个阶段，他都提出了大量的意见与质疑，我对他十分感激。我也非常感谢摩根（Daniel Morgan）和古德塞尔（Thea Goodsell）以及莫马奇洛夫（Peter Momtchiloff）等匿名顾问提出的书面意见，帮助我改进本书的终稿。
我在书中再次使用了几篇业已发表或即将刊出的论文中的材料，即：《第一人称思想的交流》（1995）、《单一思维：捍卫亲知》(2010a)、《心理档案与同一性》(2011)、《心理档案框架中的空洞单称词项》(2012b)、《指称思维心理档案》（即将刊出 a)以及《感性概念：捍卫指示模式》（即将刊出 b)。感谢有关期刊或刊物的编辑与出版者应允再次使用相关材料。
最后，感谢欧洲共同体第七次框架项目FP7/2007-2013基金n°FP7-238128的资助，尤其感谢ERC基金项目n°229441-CCC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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