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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文化天下”——《清园近作集》及两套学者丛书的意义
发布时间：2004年8月16日


       本届上海书展上三种装帧简朴的书籍，因其内容博大精深得到书家的钟爱。它们是文汇出版社推出的王元化先生《清园近作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名家专题精讲”丛书（第三辑）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近代文学丛书”（第一辑）。这三种书籍得到重视，共同原因是它们传承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出版者的目的首在文化积累，而不是文化消费。
       九十年代以来，王元化先生不顾年事已高、疾病来袭，片刻不停地探究中国近代文化的症结问题，近年来的反思又臻于新境界。和《九十年代反思录》等反思“五四”以来激进传统的作品相比，《清园近作集》集中表达了对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缺失的忧虑。更加可贵的是，王先生新作中焕发出中国思想家“以人文化天下”的人性关怀，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融会到了全球思想家拯救人类文明的共同行动中。
       《清园近作集》中，王先生与法国思想家德里达的对话，谈的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借着德里达“中国有思想无哲学”的命题，王先生表达了在东西方文化的表相差异之下，寻求人类思想一致性的理想。在和海外友人林毓生教授纵论史华慈教授的“千禧年”终极关怀的时候，王先生表现出对二十世纪人类文明中的物质主义的深刻担忧。学贯中西，功力深厚，是王元化先生的所长，但更让人感佩的则是先生对真理的不懈探求。在《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一文中，王先生真诚倾诉了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思想经历。在另一篇访谈中我们还读到：“我所理解的探求真理的态度，仍然是一种执着虔敬诚实的热忱，是一种人文知识者的高尚气质。”王先生真的有话要告诉我们，而我们真的被这位思想长者的睿智、宽广和平静所感动。
       按照王元化、史华慈先生的判断：二十世纪是一个意识形态当道，文化建设让路的时代。确实，和以往的世纪相比，二十世纪的阶级、民族和宗教之间严重对立，技术、产业和传媒界高度竞争。浮躁之中，人群中的基本问题渐渐地换成了一些越来越简单的“硬道理”，人文精神受到巨大冲击。在传统文化衰落的时代，“大学”和“学者”，理应负起更多的责任。复旦大学出版社承担“大学”文化传承的使命，近年来出了很多好书。借本次书展机会，他们推出“名家专题精讲”丛书第三辑，收录谢稚柳、胡道静、钱谷融、乐黛云、傅熹年和柳鸣九等六位先生的力作各十篇；同时，坚持中华书局优秀人文传统的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坚定不移地出版文史哲书籍，这次将新近编辑完成的“中国近代文学丛书”奉献给书展，收录了包括陈三立、樊增祥、范当世、易顺鼎、杨圻和郑孝胥等六人的诗文集。
       “中国近代文学丛书”和“名家专题精讲”中的十二位学者的名字，未必尽为一般读者所知。但是，他们确实都是二十世纪中能够在中国文化界守先待后，薪火相传的“大学者”。去年遽归道山的胡道静先生，秉承家学，继承了清代学术中的“皖派”学风。同时，胡先生生于上海，眼界开阔，擅于会同中西。他一辈子从文献考据出发精研中国科技史，被李约瑟推为“中国第一人”。倘在重视人文的时代，胡先生的文字早该编为《全集》。这次在“名家专题精讲”丛书中，胡先生哲嗣胡小静选编成《中国古代典籍十讲》，对后来者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一份可靠的凭借。
       “名家专题精讲”中还有谢稚柳的《中国古代书画十论》。谢先生是三十年代“海上画派”鼎盛时期的书画家，阅历丰富，好学敏求，中年以后成为罕见的集创作、收藏、鉴赏和研究于一身的艺术大师。王元化先生、胡道静先生和谢稚柳先生，是同一辈学术大师，是上一世纪上海文化高峰期涌现出来的为中国文化担纲的人物。正是因为他们作品的存在，文化得以不坠，人文得以张扬。秉承“大学者，有大学者之谓也”的明训，复旦大学出版社以“名家专题精讲”的名义，出版学者作品，是希望起到“文起八代之衰”的传承作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文学丛书”，在传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方面的意义也不能低估。按照钱仲联先生所定的体例，这里的“中国近代文学”和一般不同，应该是指清代中叶以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作品。第一辑中首批选录的有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文集》、樊增祥的《樊樊山诗集》、范当世的《范伯子诗文集》、陈圻的《江山万里楼诗词抄》、易顺鼎的《琴志楼诗集》和郑孝胥的《海藏楼诗集》，都是极清末一时之选的诗文大家。例如，陈三立（陈宝箴的儿子，陈寅恪的父亲）是“同光体”诗歌的领袖，“清末四公子”之一，和郑孝胥并称“陈郑”。
       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师大都兼着官员、幕僚、学者的身份，没有专业的“作家、文学家”，只有形形色色的“文人、士大夫”。尽管这些“文学家”在诗文、性情和政见上都不乏创见，但是清末民初的改朝换代，让这些名公巨卿一下子都做了“遗老遗少”。抗战期间，郑孝胥还附了日伪，当了汉奸。因为政治原因，这些传统文化的诗文大师便常常不见于后世的文学史。如今大学文史哲系的老师们常常猜度，如果当年有更多的学者传承“诗文之学”，中国的古体诗歌就不会断在我们这一代手里。
       二十世纪的上海，不但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而且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区。民国初期，陈宝琛、沈曾植、陈三立、罗振玉、王国维、黄浚等守旧文人也都在上海寓居，在哈同花园雅集。“遗老遗少”的政见应该摒弃，可他们的艺术趣味却可以保留。上海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兼容并蓄的城市，期望上海的出版界，上海的图书展，能够接续传统，传承文化，重视人文，真正地“以人文化天下”。
      
       作者:李天纲 来源：文汇报 日期:2004.07.31 版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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