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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寻找世界上最高的那朵花
发布时间:2018年7月10日

梁永安

      

       “七一”前夕,中共中央追授钟扬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记录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学术思想与人生画卷的 《钟扬文选》《钟扬纪念文选》《那朵盛开的藏波罗花》 三部书,近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同时推出。
       钟扬把一生都献给了科学事业,生前16年如一日跋涉在青藏高原,换来4000万颗种子的国家宝藏……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梁永安赴西藏、武汉多地深入采访,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再现“那朵盛开的藏波罗花”的动人情怀与科学精神。本文摘自《那朵盛开的藏波罗花》,有删节。
      
       第8章 巨柏、拟南芥和鼠麴雪兔子
      
       不断看到植物界的奇迹
      
       2001年8月,钟扬第一次到西藏,就被尼洋河边的沙棘迷住了,让他初入西藏,就沉醉于向植物的“成功者”致敬的惊喜中。而在后来的16年寻找中,他还有更大的发现,不断看到植物界的奇迹,照亮他心中求仁得仁的快意……
       钟扬说:“我一直在寻找世界上最高的那朵花——据称生长在海拔6300米以上的,却至今在6000米上未见其踪迹。”他说的是鼠麴雪兔子,中国的雪兔子有将近30种,他要找的是其中最“英雄”的一种。雪兔子的美名传播极广,因为它是海拔最高的高等植物。而鼠麴雪兔子又是雪兔子家族中生长点海拔最高的,高达6000多米,在稀薄的氧气环境中,奋力生长在粗粝的石缝中,个头只有几厘米。
       喜马拉雅山有没有鼠麴雪兔子?有。1938年,德国探险家希普顿在海拔6300米的珠穆朗玛峰南坡找到一株鼠麴雪兔子,正式记入世界高等植物名录,被国际高山植物学专著和教科书奉为经典。
       钟扬想知道,在喜马拉雅山的北坡,到底有没有这种气概不凡的雪兔子。在他看来,鼠麴雪兔子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些矮小的植株竟能耐受干旱、狂风、贫瘠的土壤以及45℃的昼夜温差”,它来自何方?为何能在极端环境下的低氧、强风、高海拔、强紫外线、昼夜大温差中生存到现在?找到它,就找到了一个种群内遗传变异的高清晰表达。只要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追踪出它的种群来源和动态,就能够给人类未来留下最强大的基因。
       2011年,钟扬团队寻找鼠麴雪兔子的步伐开始加快。这一年,他们申请到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青藏高原极端环境下植物基因组变异及适应性进化机制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研究鼠麴雪兔子适应最高海拔的变异机制。自此,5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北坡成为主要探查对象,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一带,是钟扬和拉琼、扎西次仁多次往返的地方。
      
       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2012年6月的一天,钟扬、扎西次仁和拉琼终生难忘的时刻到来了。
       那天上午,他们三个人在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周围转了一圈,毫无收获。于是准备再向上爬,结果被武警岗哨拦住了。师徒三人反复解释,上山是找一种珍贵的雪莲。武警军官把身份证件查了又查,看在钟扬是复旦植物学大教授的面子上,总算同意他们再上去一段,还派了个战士紧紧跟随。
       一切奇迹要发生时都不像奇迹,也许似乎只是很普通的一次找种子的过程。
       拉琼为老师担心,想让钟扬不往上爬,“我当时觉得钟扬不是藏族,不熟悉山情,进去了可能有危险,建议他待在帐篷里等我们。”
       钟扬气哼哼地说:“你能进我也能进,你能爬我也能爬。”
       他们继续攀登,艰难地攀升到海拔6100米,忽然在一处裸露的岩石缝里看到了一棵小植物,它长着灰白色的小绒球花朵,不过10厘米高,花形宛如拇指。
       三个人畅怀大笑:找到你了,鼠麴雪兔子!
       这是大自然对钟扬真挚的回馈,以高度拥抱高度,方能蓦然间相遇!就在这一瞬,钟扬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钟扬心潮澎湃,后来写下一篇散文《生命的高度》。他的视角很特别,不是居高临下,而是由下而上,想到了一个深邃的问题:雪兔子为什么能够推进到如此之高的海拔地带,成为最靠近喜马拉雅山雪线的高等植物?他看见,沙砾寒冷的坡地上,星星点点的小草迎风摇曳,细弱又坚强。没有它们的层层递进,鼠麴雪兔子也难以获得续命的基本生态。他慨然想到,雪兔子“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就是靠这些一群又一群不起眼的小草承担着‘先锋者(奠基者)’的任务,向新的高地一代又一代地缓慢推进。”
       先锋者,奠基者——狂喜之中的潜意识里,他没有把自己当作荣耀顶端的雪兔子,而是平凡的小草。
      
       第15章 奉献者的最后28个月
      
       凌晨3点提醒睡觉的闹钟
      
       2015年5月2日,对钟扬来说,是一道生死线。
       这一天,是他的52岁生日。
       上午,他胡乱吃了几块饼干,赶到复旦1号楼,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面试。
       下午,钟扬去小儿子的学校看望他,3点多回到家中,马上拿出复旦大学与西藏大学合作协议的草案,一字一句地校对。6点半,他禁不住一家人的盛情邀请,去参加为自己举办的小聚餐。地址在浦东,雨夹着风,一路润湿。7点整,电视台开始播放采访钟扬的节目,大家顿时活跃起来,边看边说。
       就在这轻松的聊天中,钟扬的身体突然发生异常,“我的右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夹菜的右手只握住了一只筷子,而另一只筷子却掉在了地上。”是不是太累了?他的手机此时叫个不停,他想回复,但右手已经完全不听使唤。
       万幸的是,在座的朋友中有一位技术精湛的第二军医大学教授,立即驾车将钟扬送往长海医院。钟扬处于恍惚中,“当我被手推车推进急救室,再送进CT检测仪的一瞬间,我开始感受到身体内密密流淌的鲜血,这当然是幻觉。只有当CT 的片子出来,我才看到从大脑破裂的血管中流出的殷红血迹化作的CT片上一块块惊人的白斑。”
       那位二军大的教授守了钟扬整整一夜,学生们也闻讯而来。凌晨3点,钟扬的手机突然响了。陪夜的研究生徐翌钦以为是有人深更半夜打电话,仔细一看,才发现是手机设定的闹钟。第3天钟扬醒来,徐翌钦问老师这是什么闹钟。钟扬说,这是每天提醒自己睡觉的闹钟。徐翌钦呆住了,老师每天都是这个点儿才休息吗?
       钟扬自己大概也有些叹息,后来写下这一夜的经历,“我在句子开头提到了‘我很累’,可能这就是内心真实的感受吧,我只希望能快快休息一下,不要再过每天睡眠3小时的日子。”这是他第一次写下“我很累”,可写完之后,他仍然没有如自己希望的那样“休息一下”,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忙起来。
       5月6日,住院第三天,钟扬让学生拿出电脑,记录下他给党组织的一封信,在信里他写道:西藏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屏障,要建设一个长效机制来筑建生态安全屏障,关键是人才队伍。
       回顾自己在西藏奔忙的岁月,他感到身体再也不允许自己去雪域高原了,他有些感慨:“14年的援藏生涯对我而言,既有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的艰辛,也有人才育成,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也有窦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我想为未来留下希望”
      
       医生严肃警告钟扬,脑溢血之后,人的心脏、脑循环很脆弱,绝对不能再去西藏,否则危险随时都会发生。钟扬老老实实听着,可心里怎么能放下西藏的种子?
       让医生吃惊的是,钟扬的恢复情况比预想的好得多。他13天之后就出了院,而且很快就像常人一样走得飞快。但医生的结论极为明确:一定不能再进藏工作!
       家人、同事和学生也纷纷劝他再也不要去西藏。感动之下,他当面做出三个承诺:第一,不再喝酒,改变因为长期在青藏高原野外考察形成的喝酒御寒习惯;第二,短期内不再乘坐飞机出差;第三,暂缓去西藏考察。
       然而,谁也没料到,9个月后他就打破了第二、第三个承诺,又坐上飞机去西藏干活去了。
       那是一个傍晚,父亲给钟扬打电话,听到电话里人声嘈杂,好像是机场,惊奇地问:“你在哪儿?”
       钟扬有些迟疑,轻轻说:“我在成都。”
       “你怎么跑到成都了?”忽然感觉不好,父亲急问:“你是不是又要去西藏?”
       “不是不是,你就别问了。”钟扬赶快说。
       钟扬父亲的感觉一点儿也没错,事情就是这样奇迹般发生:他又赶往西藏了。这在医学上是个奇迹,在精神上更超出了想象。对于钟扬来说,这实在是个无可选择的必然,“酒可以戒,但去西藏却戒不掉。”这个“拼命三郎”,又恢复了上海、拉萨两地跑的快节奏。
       心细的拉琼能体会钟扬的心情,知道他为什么发急。他有些伤感地看到,中风治疗后回到西藏的老师,“有了很多改变。我们采集标本乘坐的丰田越野车车架高,他上车不像过去那么利索,开始费劲了。过去他对健康是大大咧咧的态度,这次再来,他带了很多医生开的药,吃药特别认真。”
       一切都是为了10年,他对拉琼说:“我还想坚持下去,在西藏再干10年。”10年里,培养更多的藏族研究生,把博士点建设得更扎实,把学科建设得更全面,把种子研究搞得更系统……
       对于钟扬所说的“10年”,钟扬曾经的学生、上海农业资源基因中心博士后夏辉深深理解。他在钟扬去世后感慨地说:“有特色的种子可遇不可求,而青藏高原的种子会充满潜质。钟老师现在做的工作是个铺垫,等收集完了,就是他擅长的数理分析了,未来10年可能硕果累累。”
       时不我待,钟扬开始前所未有地注重医疗,唯一的目的,就是能在西藏多干几年。2016年7月,他在西藏欢迎援藏干部的座谈会上发言,以“援藏干部老队员”的身份,开头就说“千万不能感冒进藏”,听到这番话,在场的人看到他满脸浮肿,肤色是高原人特有的黑红色,都为之感叹。
       钟扬此时说的最重的一句话,道尽了他的心愿:“每个人都会死去,但我想为未来留下希望。”
      
       他没想到这是与西藏的诀别
      
       2016年秋,又是中央组织部选派的第八批援藏干部的时候。西藏大学正处于生态学科大发展、积极申请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钟扬发挥核心作用。但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实在又不忍再劳累他。西藏大学研究生处处长丹曾教授试探着问他:“你怎么打算?”
       钟扬笑着说:“只要复旦那边同意,我没问题。”
       听上去有些模棱两可,哪知道钟扬回到复旦,急忙向学校领导申请再去西藏。复旦常务副校长金力院士焦虑他的身体情况,不同意。钟扬跑到医院,费尽口舌,让医生开出可以上高原的健康证明,然后拿着证明再去找他。复旦的领导们非常感动,同时充分考虑到西藏大学的需要,千叮万嘱他一定注意休息,勉强批准了。
       就这样,继2010年、2013年之后,中风后痊愈未久的钟扬第三次成为中组部选派的援藏干部。
       重新出发的钟扬,这一年多过得更忙、思路更宽了。他想为西藏大学的建设、为西藏的文化多做一些宣传推广。2017年7月5日,他来到杭州,应著名讲坛“一席”的邀请,讲一讲他在西藏找种子的经历。也是因为这次在“一席”的演讲,更多的人熟悉了钟扬,明白了寻找种子是一件多么珍贵,又多么不容易的事。
       不仅是去公众论坛宣传保护种子,钟扬还计划拍电影,将采集种子的意义传播得更远。上海大学电影学院的何小青教授正是这个计划的合作者。两人讨论如何拍摄一部钟扬和学生在西藏采集种子的纪录片。
       颇有意思的是,摄制计划里还包含着采集种子的任务:拍摄中要采集一种特殊的“种子”——酸奶菌种的实物样本。为什么选择这个品种?钟扬说:“中国大陆生产的酸奶至今都是国外进口菌种,这意味着每喝一瓶酸奶,都要给外国人交专利费。”这是个极不合理的状况,西藏具有出产世界上最好的酸奶的自然条件,酸奶是在空气中完成发酵的,只有那里纯净的空气才能做到最好,而西藏的空气是全球顶级。钟扬大声说:“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酸奶菌种!”
       2017年9月6日,对于西藏大学的师生来说,是永远难忘的一天。前一天,钟扬急急飞到拉萨,到西藏大学为研究生进行新生入学教育。晚饭后,他召集研究生们讨论各自的论文选题。6日上午,他和西藏大学的同事们细细商谈学科建设。其中的一个重要事项,是筹备在成都和上海分别设立西藏大学的西藏研究院。这个项目将实现“不在西藏生活,却为西藏工作”的创新模式,开启西藏大学全方位提升的新机制。
       忙忙碌碌的节奏中,钟扬下午又赶飞机,夜色里回到上海。人们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西藏。他自己也绝没有想到,这是他与西藏的诀别。
       9月21日,钟扬在复旦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教育部的“双一流”建设大学名单正式公布,一看到其中有西藏大学的生态学,钟扬春风满面,和复旦研究生院的同事们兴奋地谈起建设西藏大学生态学学科的曲折过程,很自豪地说:“我们已经收集的4000万颗种子里,涵盖了4000多个样本,估计有一千多个物种,占到了青藏高原的五分之一。如果我们的课题组都来做这样的工作,在未来20年,我们有可能把西藏的高原植物收集到75%。”
      

       来源:《解放日报》读书周刊 2018年7月7日
       相关图书:《那朵盛开的藏波罗花——钟扬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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