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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网:著作列入外译计划,有学者为何“宁可不出”?
发布时间:2019年8月7日

许 旸

       【导读】要真正打通国内学术“走出去”的传播通道,“版权卖掉就大功告成”的想法已经行不通了,而是需要出版界和学界摸清目标读者的图书市场、阅读习惯,乃至海外学术出版规范,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更精准。
      
       “碰到这么好的翻译者,算是我的幸运。在我看来,所有译成外文的著作尤其是人文社科类图书,实际上是作者和译者合力再创造的一个过程。”昨天,复旦大学出版社、荷兰博睿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在沪联合举办“当代中国学术国际传播研讨会”,著名文史学家葛兆光谈及《中国思想史》两卷本英语版出齐时,特别致谢了译者。
       并非每位中国学人的心血之作,都能这么走运。研讨会现场,数名学者直言辛酸经历——有著作被出版社列入外译计划,自己却选择“宁可不出”,原因集中在几个层面:出版方以招标方式找译者,但肩负“摆渡人”重任的角色往往对原著知之甚少;有的仓促上马,译作谬误百出、质量明显不过关;有的著作出版后却鲜少有人问津……这些尴尬事实,直指当下国内学术出版“走出去”所面临的困境。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陈建华《革命与形式》由荷兰博睿出版社推出英文版《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I & II》《Revolution and Form》
      
       仓促上马的外译项目成流水线作业?“甩手掌柜”心态要不得
      
       除了《中国思想史》,葛兆光有部《古代中国文化讲义》也被一些出版社相中,“之前有出版机构联系我,说找了一位业内很有名、地位颇高的专家来操刀翻译,结果拿到一部分译稿后,大跌眼镜。”葛兆光和学生们在核对中发现,其中竟有几段文字直接从搜索引擎的翻译软件里拷贝过来,语句不通,根本没法用。
       “这样的译稿水准也敢拿出来,要是传到国外出版市场,实在不成样子。”后来,这个项目就搁浅了,“一直搁到现在,找不到合适的译者,索性不要出。”
       不止葛兆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也有同样的感慨。 他还记得,自己曾经拒绝了一家国内出版社的外译申请项目。“当时我得知,他们是采取招标方式选译者,在没有做功课的情况下,译者的学术素养、对著作的了解程度都难以得到保证。”他选择“宁肯不出”,并直言如果没有专业的操作、不能按照海外学术著作的规范流程来规划出版以及后续落地,译本的内容和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我们推的别人不要,别人要的我们翻不出去……一部分国内学术书如果仍停留在自说自话的‘小圈子’阶段,或是随随便便找译者应付了事,那生命力肯定不行,即使翻译成外文输出海外也是‘短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坦言。
       多名学者谈到,文本质量堪忧、翻译水准不敢恭维、成品粗糙近乎“应付任务”、用词用语欠缺规范、项目执行粗放沦为流水线作业……如此种种,暴露出不严谨的“甩手掌柜”心态,让部分学术出版“走出去”之路变得崎岖。
      
       “精加工”贴近目标读者,才能真正提升“国际能见度”
      
       一部中文原创学术著作,输出海外版权后,是不是翻译成外语就够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国际版权经理戴文沁认为,要真正打通国内学术“走出去”的传播通道,“版权卖掉就大功告成”的想法已经行不通了,而是需要出版界和学界摸清目标读者的图书市场、阅读习惯,乃至海外学术出版规范,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更精准。
       有时,适当的“加减法”和“精加工”是省不掉的步骤。“我在美国看到很多从法语、德语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但是对于中文来说,确实需要有一个阶段的认知与转化。这个过程中的确存在文化语境之间的某些障碍,需要加以打通。”学者陈建华说。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英文版执行主编吴冠军谈到,文史哲著作的翻译可谓“苦不堪言”,有时针对不同目标读者群,译后作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新的作品”。有了一定的传播效果,中国学术才能真正在国际学界占据一席之地。
       不妨回顾下《中国思想史》落地海外的案例。自2005年博睿推出“现当代中国研究出版计划”,布局翻译出版中国学者的重要学术著作。书系主编和另几位编委会成员推荐了《中国思想史》一书,并于2008年签下该书。为了保证出版品质,同行评审、质量监督贯穿译介过程。其间,葛兆光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迈克尔•杜克、约瑟芬•杜克两位译者反复沟通,有的章节反复讨论40多个回合,葛兆光甚至飞赴温哥华和他们商量翻译细节。“磨”出来的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中国思想史》不仅上架欧美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和重要图书馆,还被美国Choice杂志评为2014年度最优秀学术图书奖,赢得了海外口碑。
       最终,近1300页中文原著“压缩”至600多页英文版,“为了适应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我和译者商讨删去了几乎一半内容。”葛兆光解释,由于当初他预设的读者并不是初入门,而是具备一定学术基础的人,因此写作时引用了繁复史料,有大量复杂的论述,转码成英文版后,“每一章、每一节都有所精简,史料这块删得最多,论述也简化了不少。”
       《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英文刊副主编林曦说,相较虚构类小说,学术著作译介更需要准确乃至精确表达本来意思,这不是简单的两种语言互换,而是意味着两种思维体系乃至语境的顺利转化,对译者和出版团队的挑战很大。
       此前一段时间,西方学界想要全面了解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能借助的多是卜德翻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和半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如今,更多中国学人观点亮相全球舞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朱莉丽以日本学界的“东洋文库本”为例说,学术出版要走得更远,需要以读者便于乐于接受的方式,有大众普及层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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