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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全集                   
 

   被后人称为王荆公或临川先生的王安石,是我国北宋时期极为重要的政治家、经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在现代学科分类中,属于文史哲领域都不能不研究的巨子。而由于其“历史价格”(陈守实先生语)随现实需要而不断沉浮的缘故,千百年来王安石的著述除诗文集外颇有散佚,又以牵涉太广,迄今没有一种学界公认可放心使用的善本。《王安石全集》由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宋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王水照先生主编,融合两岸学术力量,汲取前贤已有成果,收录现存王安石全部著述,包括前人较少注意的《易解》《礼记发明》《老子注》《楞严经解》等,按经史子集分类,其中经、史、子部著作大多为数十年来最优秀的辑佚成果,而一直有成本流传的诗文集部分和《唐百家诗选》,也进行了详校、广集与汇注。此外,又整理和辑录了王安石独子王雱现存的关于《老子》和《庄子》的注释及其它佚文作为附录,以使更多读者了解这位少年英才的思想世界。《王安石全集》乃新时期古籍整理的重要成果,对宋代政治史、哲学史、文学史、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研究界而言,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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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手记:《王安石全集》出版缘起

   文 /张旭辉

  

 


▲王安石(1021.12—1086.5)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春二月,陆象山受朱子之约至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特别强调"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他说"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据说"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夏,王龙溪吊罗念庵返回途中,入白鹿洞书院与诸生讲学,重温陆象山此义,延续老师阳明先生重视学者立志的教导。

  王文公挺生于宋兴百年之际,负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学,得君行道,当时及后世诸儒常常叹羡,这里面的甚深因缘,在于文公回答曾鲁公的话:"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欲自尽臣道,非相为赐也。"文公解经超迈群伦,却眼孔易开,骨根难换,一生习气过重,密制其命,终究未能挣脱这一牢笼,是他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滥觞于邵伯温之铄金毁骨,甚而流变为无所不用其极之怪力乱神,为君子所不取。程明道身处斯世,同此炎凉,批评文公"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官》之法度",却仍说天下事势至此,实由我辈激成之,真见儒门性定之明哲。文公之子王元泽其人其学亦湮没千年,着妇人服饰大言斩元老大臣以推行新法,此类子虚乌有,竟能被人津津乎言之,诚咄咄怪事。今次全集亦收录整理元泽全部现存文字,读之可知。

  陆象山《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作于王文公身后约百年,当时诋毁言论充斥宇内,而他能以大公之心,见道之睿,照出文公肺腑,实为判断王文公之第一流文字,陆象山与胡季随云:"《王文公祠记》乃是断百年未了的大公案,自谓圣贤复起,不易吾言。馀子未尝问学,妄肆指议,此无足怪。同志之士,犹或未能尽察,此良可慨叹。"学有归宿,则不需沿门持钵,习心习境不能有所束缚,故而陆象山自信如此。

  此次《王安石全集》的整理出版,因缘具足,王水照先生惠为主编并撰写长序,程元敏先生慨允责编修订《三经新义辑佚汇评》巨著,十几位参与辑佚整理及审稿的诸贤认真负责,二位责编总其事。各后学同人于千载之下各致其义,各尽其道,千载斯学,或能复见。

《王安石全集》总目

第一册 易解 礼记发明 字说

第二册 尚书新义 诗经新义

第三册 周礼新义 三经新义附録

第四册 熙宁奏对日録 老子注 楞严经解

第五册 临川先生文集(一)

第六册 临川先生文集(二)

第七册 临川先生文集(三)

第八册 唐百家诗选

第九册 老子训传 南华真经新传 元泽佚文

第十册 王安石全集附録

 


   媒体关注:"复原"一个完整的王安石

 

   文/ 《解放日报》记者 顾学文

   虽然是我国北宋时期极为重要的政治家、经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但王安石的著述,除诗文集外大多散佚,一直没有一种学界公认可放心使用的善本。   

  这一缺憾,由近日出版的《王安石全集》作了弥补。全集收录现存王安石全部著述,按经史子集分类,展现了数十年来的辑佚成果,复原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王安石"。

  记者专访全集主编、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王水照教授,耄耋之年的他,对全集在宋史研究,乃至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着深切的期待。

  全集之全

  读书周刊: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转型意义的朝代,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呈现出不同此前的特征,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宋代的知识精英群体有哪些共同特征?

   王水照:他们大都是集官僚、学者、文士三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这与宋朝偏重文治的政治取向息息相关。宋太祖时还致力于征伐、平定各个地方政权,至第四代仁宗时,崇儒尊道,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整合,已经呈现出恢宏的气象。

  宋代的知识分子中,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古文六家,欧阳修生于1007年,苏辙死于1112年,前后贯串一个世纪。可以说,11世纪的北宋,是精英人才井喷的时期。

   读书周刊: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有逻辑可循的?

   王水照:至宋代,科举制度这个培养和挑选人才的机制已经很成熟了。北宋举士69次,其中以嘉祐二年(1057)最为"得士",录取进士388名,其中以文学见优者有苏轼、苏辙、曾巩,宋古文六家,一举占了一半;还有号称"关中三杰"的程颢、张载、朱光庭;政坛人物则有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他们虽各有所长,但都是文学、思想、政治领域的跨界人才。

读书周刊:博学而多才,为这样的人编纂全集,难度也就更高了吧?

  王水照:为精英人物编纂全集,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目录学中的集部,而应囊括经、史、子、集四部,才能贴切反映他们全面的精神遗产和文化创造。不过,对编纂《王安石全集》来说,真正的困难还不在于此。

  读书周刊:难在哪儿?

  王水照:王安石生前身后,都遭遇了不公,对王安石的评价,历史上也总是反反复复的,使得他的著作散佚严重。人们一般找得到的,无非就是 《周礼新义》《临川集》《唐百家诗选》这三种,远不能反映王安石著述的全貌。

  读书周刊:这正是《王安石全集》的价值所在——从历史深处"打捞"出了一个全面、真实的王安石。

  王水照:全集共收入王氏著作13种,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收到的全部,将来怎样,就不好说了,就目前来说,全集是全的。

  读书周刊:"全"是怎么做到的?

  王水照:我们在辑佚方面用功尤深,就是对以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他存世文献中的已经失传的文献材料加以搜集整理,使已经佚失的书籍文献,得以恢复或部分恢复。以前人们对 《易解》《礼记发明》《老子注》《楞严经解》这些文献,关注得少,而我们则从中挖出了不少宝贝。

  此外,我们还对一直有成本流传的诗文集部分和《唐百家诗选》,进行了详校、广辑与汇注,力求准确。

  变法之过

  读书周刊:您刚才也说,王安石生前死后,争论一直没断过,毁誉参半,争论焦点就是变法。您是怎么看待王安石变法的?

  王水照:王安石变法,是应时而变。宋朝开国君主们设计的种种"祖宗家法",为的是维护和巩固赵宋政权,防止篡权政变,所以要建立起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对巩固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外来侵扰,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时间长了,消极面就显现出来了。

  比如在军权方面,为了防范武将跋扈擅权,朝廷把军队交由文臣统率,又立"更戍法",士兵经常轮换驻防,终年往来在路上,致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造成训练不良,战斗力薄弱。而且兵种复杂,禁兵、厢兵、乡兵、藩兵重叠设置,造成严重的"冗兵"。

  再如政权方面,厉行权力制衡,鼓励"异论相搅",官僚机构日益庞大,臃肿又无能且腐败,造成严重的"冗官"。

  还有财政方面,到宋仁宗时,不仅国库空虚,每年还要向辽、西夏输纳大量的"岁币",这又是"冗费"之弊了。

  国家积贫积弱,不变法不行。

  读书周刊:王安石新法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王水照:新法设计以理财和整军为两大目标:属于理财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等。

  理财是重点。王安石认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调动劳动者的创造力,开源和节流并举。但司马光却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把天下财富看作不变的常数,否认创新带来的新增量。

  读书周刊: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司马光的观念僵化不足取,但王安石的"良法美意"为什么最后没能实现?

  王水照:因为他面临着三大困境,而他一个都没解决好。

  一是面对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王安石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没做化解矛盾的努力。其实当时的矛盾是有可能得以化解的。司马光和他,纯属政见不同的君子之争,在忠君体国、不谋私利方面,他们是一致的。司马光曾给王安石连发三通信函,细说新法推行过程中的流弊,娓娓剖析,长达3000多字,可王安石的回复呢,《答司马谏议书》寥寥300字,而且话锋犀利,一点都不给比自己年长的老友面子。不能实现沟通、合作,导致王安石变法中无人可用、无机构可倚。

  变法需要执行机构、执行人员,但王安石都缺,于是他仓促建置,鲁莽启用未加训练的新人,导致很多执法的官吏,其实是贪腐分子。

  第三个困境是急于求成造成的。改革既不能敷衍推诿,也不能急躁冒进,这是一种政治艺术,但王安石一方面急于求成,另一方面也怕宋神宗随时会收回给他的权力,所以每隔两个月就推一个新法,这样的频率,大大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以致产生种种乱象。

  读书周刊:是否留下了一些积极影响?

  王水照:王安石变法长达16年,其中王氏亲自主持的近7年,其他时间由神宗独自主持。大致说来,国家财政有所增加,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西北边防形势有所起色,积贫积弱的局势有所扭转。

  至于章惇、蔡京等人在崇宁至靖康长达20多年里推行的"新法",其实只是冒了新法的名,实则已与王安石无关了。

  学术之博

  读书周刊:新法没有成就王安石,反倒是他的文学名篇,至今传诵。

  王水照:王安石兼擅散文、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一席。

  尤其是散文,他留下了一大批名篇佳作,这些作品所呈现的广阔的社会现实,所表现的高超的写作技巧,都有力地说明了,王安石确实是一位散文大师。

  早在庆历年间,欧阳修看了王安石的散文后,就托曾巩传话给他:"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说明王安石早年是学韩愈的。宋代散文家大都是平易婉转的风格,王安石却取径韩愈奇崛雄健一路。但虽然始于学韩,王安石最终是独树一帜的。

  读书周刊:与散文相比,王安石在诗词方面的造诣是不是弱些?

  王水照:不是他弱,而是我们之前了解太少。

  其实,王安石现存诗歌有1600多首之多,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列举北宋诗体五种,其中就有"王荆公体",与"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邵康节体"并称,说明王安石对宋诗的发展和演变是产生过影响的。

  王安石存词29首,数量虽少,但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之风弥漫的词坛,首开豪放一路,也是难能可贵的。

  其实,王安石最被忽视的是他在经学方面的成就。邓广铭先生在《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从其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说,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居首位的人物"。但在具有很大学术话语权的《宋元学案》中,"荆公新学"却被列于全书之末,又以"荆公新学略"题名,不得与其他诸子之"学案"同列,隐含着视之为异端邪说的意思。实际上,早在庆历二年至四年,王安石就撰成了《淮南杂说》十卷,当时就有"《淮南杂说》行于时,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的说法,王安石应属于开创宋学方向的先驱人物之一。

  及至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王安石奉旨设立经义局,主持三经新义的修撰;熙宁八年书成奏上,颁行全国,作为衡文取士的标准,一跃而为官方哲学;晚年退居金陵,王安石仍孜孜于《字说》的著述,至老不辍。

  在北宋中后期的60多年间,王氏新学高踞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顶层,即使南宋以后,程朱理学盛行,也无法摆脱王氏新学无所不在的持续的影响力。但由于"新法"遭遇不公,"新学"也就一同被湮没于茫茫历史中了。

  延伸阅读

  不同人眼中的王安石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不同的人眼中,也有不同的王安石。

  本版精选的三本王安石传记,在众多王安石传记中,质量上乘,却又视角有别。三位作者,分处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写作意图,他们对同一传主的打量,各有侧重,三本结合着读,或许可以读出更多。

  斥污言,为佐证自己

  梁启超为人物作传,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1901年至1904年间所撰中外人物传记,是为佐证自己的"新民"思想而作;1908年所撰《王荆公》,则是为佐证自己"立宪"理想而作,即这本已成经典的《王安石传》。

  本书"以发挥荆公政数为第一义",详细论述荆公"所创诸新法之内容及其得失",同时,"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使读者于新旧知识咸得融会",并针对"反对党"的污蔑之言,作了详细的辨析。

  梁启超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非凡,常用大量排比句式,行文一泻千里,大气磅礴。本书虽是文言创作,但读来无艰涩之感。

  为求真,四写王安石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邓广铭四次为王安石写传,本书为最后一个版本。面对史料,作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力求全面客观地把握王安石的人格和业绩、气度和胆识,改变千年来铸成的传统成见,恢复王安石的本来面目。

  本书曾入选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名单。

   做年表,精确到天

  在18卷《易中天中华史》的写作中,易中天坦言:"王安石变法非常难写。"

  最大的难点是立论和观点。关于王安石变法,史学界的研究,从宋代开始就有一个"选边站"的问题: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反对。而这种"选边站"的研究方式,导致双方在研究时都采用了倾向于自己观点的论据,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可靠。易中天的原则是选择一个客观中立的视角,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写作的另一个难点是史料庞杂,王安石变法牵涉到的人特别多,党争又此起彼伏,很多事情像一团乱麻。理清乱麻,易中天的方法是做年表,而且精确到天,很多微妙之处,会在年表上显现出来。

  本书是否达到了易中天的预想?有待读者自己探究。

 


本文原载《解放日报》 2017年03月25日

 


  

媒体关注:《王安石全集》完整呈现王安石思想学术文学成果

 

  文 / 《文汇报》记者 许旸

  集结中国多地学术力量的《王安石全集》日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汲取前贤已有成果,对王安石现存全部文字进行搜集、整理、校勘,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历时多年搜集整理校勘的《王安石全集》

  提起宋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首先进入读者脑海的关键词多是"王安石变法""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课本里的名篇《伤仲永》作者"等。一直以来,王安石所留下的丰厚精神遗产,并未得到全景式呈现。日前,集结中国多地学术力量的 《王安石全集》终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其汲取前贤已有成果,对王安石现存全部文字进行搜集、整理、校勘,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学界评价称,《王安石全集》立体呈现了王安石思想学术文学成果的整体风貌,为认识和评价这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基础文献,对研究宋代政治史、哲学史、文学史、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来说,意义重大,是新时期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收获。

  《王安石全集》的主编是83岁的王水照教授,他也是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荣誉会长、宋代文学专家。在他看来,千百年来,王安石的著述除诗文集外颇有散佚,牵涉太广,迄今学界公认可放心使用的善本相当稀缺;加上多种原因,王安石著述包括后人注释,版本情况较为复杂。此次新编的《王安石全集》采取经、史、子、集的传统书目分类方法,在辑佚方面用功尤深,收录目前尚少注意的《易解》《礼记发明》《老子注》《楞严经解》等,尽可能完善地恢复王氏著作原貌。而对于一直有成本流传的王安石诗文集部分和王安石编的《唐百家诗选》,也进行了精心详校、广辑与汇注。

  此前王安石大多数学术著作处于散佚状态

  此次面世的10册 《王安石全集》收录了王氏著作13种,包括《易解》《周礼新义》《尚书新义》《诗经新义》《礼记发明》《字说》 等经部六种;《熙宁日录》《老子注》《楞严经解》等史部、子部三种;《临川先生文集》及文集补遗、《唐百家诗选》等集部两种。可以说,王安石的现存著作汇于一书,做到了"全集"之"全"。

  全集的整理难度在哪? 《王安石全集》 责任编辑张旭辉告诉记者,王安石主持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并引领"新学",其著述曾一度风靡。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其著作流传受到了较大影响,绝大多数学术著作处于散佚状态,且长久以来未能得到高质量的整理。张旭辉举例说,民国年间沈卓然所编 《王安石全集》,仅包含清人辑本 《周礼新义》 《临川先生文集》 和《唐百家诗选》,未能对王安石的散佚之作进行辑佚,仅是较为初步的铅字排印本,看不到新式标点,也没有必要校勘,远非完整的"全集"。

  此前市面上常见的多是王安石诗文合集,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王文公文集》,以龙舒本为底本进行了简单校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王荆文公诗笺注》,对李壁注本的王安石诗集做了高质量点校,但未包含王安石的散文及其他作品;还有《全宋诗》和《全宋文》,虽然分别对王安石诗文做了整理,但碍于整个项目体例,存在着对旧本诗文集的分卷进行改动的现象。

  据悉,《王安石全集》第9册作为"外编",还整理辑录了现存的王安石独子王雱关于《老子》《庄子》的注释及其他佚文作为附录。之所以收录王雱著作,是考虑到王雱是王安石主持变法的重要助手,其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王安石著述互为映照。

  在王水照看来,王安石是广涉四部、具有恢宏格局的文化巨子,又是生前和死后聚讼纷纭、毁誉参半的争议性人物。王水照认为,从学术研究的立场而言,无论是对王安石无限拔高还是肆意攻击,都是不正常的,都无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这位历史人物的实际面目和历史价值。

  散文诗词奇崛雄健自成一路

  作为具有强烈个性的文学家,王安石兼擅散文、诗、词,取得很高成就,尤以论说、书序、记、墓铭、祭文为突出。但他的创作还不止于此。有学者认为,包括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在内的北宋知名文人,大多是集官员、学者、文士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同时达到"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成了宋代有识之士的终身追求。《王安石全集》所收录的王氏著作,综合了王安石的政见与文学创作,不难发现,王安石的散文理论与改革主张有一脉相承之处,两者互为渗透、密不可分。

  王水照对此作了剖析,比如王安石的文论,以重道崇经、济世致用为核心,强调"文"与"道""经""政"的一致性。"这些观点在我国散文理论史中并非罕见,但它却是当时社会政治改革思潮的产物,有着相应的时代背景。"比如,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曾被梁启超称为"秦汉后第一大文",此文以人才问题为中心,广泛涉及当时各类弊政,头绪纷繁又题旨集中,段段自为一意而互相勾联,呈现出网状结构形态,在奏书中可谓独创一格。王水照认为,宋代散文家的写作大都趋向平易婉转的风格,王安石却取径韩愈拗折刚劲、奇崛雄健一路。

  不止是散文,王安石的诗词风格也独树一帜。《王安石全集》收录王安石现存诗歌1600多首,这在北宋诗人中位列前茅。王安石今存词29首,数量虽少,却颇具辨识度。"在当时一片倚红偎翠、浅斟低唱的词风弥漫词坛时,王安石笔下颇有豪放之风,难能可贵。"王水照如是评价。

 


本文原载《文汇报》 2017年0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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